春秋時期軍品生產政策
春秋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稱霸戰爭時期，也是一個風雷震蕩的大變革時期。在這一社會大動蕩、大發展、大變革時期中，各國君主、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索治國治軍之法。尤其是如何發展生產，提高軍品的生產、供給、保障能力成為各國所關注的焦點，史載：吳王闔閭曾問伍員：“安君治民，其術奈何？”。伍員回答說：“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製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所以，在一係列大變革中，圍繞增加軍品產問題，各國製定並實行了新的政策。
1.軍製與田製相統一的政策
軍製與田製相統一是春秋時期促進軍事農業生產的一項重要政策。在先秦時期，軍賦是國家主要的財政資源，也是國家機器生存、運轉和解決軍事性消費的主要經濟來源。《漢書·食貨誌》稱：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說明軍賦是用來滿足國家軍事費用開支的。在春秋之前，“賦”的製度相當複雜，賦有時隻是指兵役，而非征收軍需品。它不僅反映兵役征發和軍需征調緊密聯係、融為一體，而且有時還反映在不同時期征賦對象有所不同。但是在春秋時期，由於井田製崩潰，軍賦已在兵役之外，並由征收軍馬兵車等軍需晶而逐漸演化為征收軍品（糧食、軍馬、兵器）的專稱。
春秋時期的軍賦，在不同時期的征發也有所不同。春秋初期，戰爭規模較小，軍事消費規模不大，軍賦的數額無需很大，因而軍賦的征發與西周大體一致。史載：當時的軍賦額“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仍以“因井田而製軍賦”。其收獲物主要用來滿足製造車轂、兵器及苑圊養馬之需。征集辦法，基本上是按人戶征集。賦額大約為人戶年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而軍賦征發的範圍和對象，則局限於有當兵資格的國人，在“野”的庶人（野人）不在其列。在一般情況下，軍賦以行政區為單位來開征，即“屋三為井，井十為通，同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為一乘。”軍賦征收辦法，與當時國人兵役製相一致。
春秋中期，隨著“國”、“野”製度的逐漸沒落，國人當兵，野人不能當兵的傳統兵役製度受到衝擊，征兵的範圍擴大到野人，野人在獲得兵役權利的同時，也開始承擔交納軍賦的義務；征賦的範圍擴大，軍賦數量的增加，反映了爭霸戰爭對軍事財力的需要在逐漸增加。在征賦範圍擴大的同時，其征賦的數額標準也有一定規模的提高，基本上是以“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戈盾具，謂之乘馬。”
春秋後期，爭霸戰爭進一步擴大，軍事需求與軍事供給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以“丘”為單位的國人、野人普遍征收軍賦的製度已不能滿足軍事需要。因此，各國將按行政區劃為單位征收軍賦，改變為按實際占有土地麵積為單位征，收軍賦。從此，軍賦與田賦相統一。這一變化，是中國軍事經濟的一個重大變化。
軍賦與田賦相統一的思想，最早出現在齊國。公元前685年，齊桓公即位。他任用管仲為相，實行了重大的政治經濟改革。根據管仲建議，桓公首先對田製進行改革，規定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相地”，即區分土地的肥瘠好壞；“征”是指征收賦稅；“衰征”是分等級征收。其征收辦法是，稅率上年為百分之十五，中年為百分之十，下年為百分之五，上中下年平均“十一之稅”。這一改革，把原來的勞役地租變成了實物地租。收獲物除部分作為賦稅交納外，其餘部分歸勞動者所有。這對強迫奴隸在公田上勞動，奴隸主獨占勞動果實的奴隸製生產關係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相地衰征”思想的實施，使農民增加了勞動興趣，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發展，糧食增產，農民生活改善。國家財政收入增加。
齊國軍製改革之後，田製與軍製想統一的思想在其他國家得到響應。晉國、魯國、楚國、鄭國、吳國、趙國等諸侯國相繼進行了軍賦變革。公元前645年，晉文公重耳采取了“作爰田”和“作州兵”的改革措施。“作爰田”，是一種田製的改革。“愛，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賞眾以田，”即把晉國公室的土地賞給有軍功的人，同時承認國人開墾的私田為合法。這項措施，實際上是對奴隸主籍田製的否認，承認了土地的私有，刺激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不僅擴大了耕地麵積，增加了軍糧供應，而且開始打破了國野界限。“作州兵”就是在承認土地私有基礎上，對兵役製度和車馬兵甲等軍賦製度的改革。不僅規定野人服兵役，同時還要負擔車馬兵甲等軍事費用。由於“作州兵”把土地與兵役緊密地結合起來，使晉國大大擴充了軍事的人力、財力和物力資源。
魯國的軍賦變革始於公元前594年宣布實行“初稅畝”。“初稅畝”即“履畝而稅”，不論公田、私田，一律按土地麵積征稅。“履畝而稅”主張完全否定了奴隸社會的“藉田”製度，不僅使勞役地租轉化為實物地租，而且大大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公元前590年又“作丘甲”，廢除以前征集軍事經濟人力和物力資源的辦法。不論國人，野人都可以服兵役；不論公田、私田，都要上交軍賦。公元前483年，魯國又“用田賦”，對軍賦進一步進行改革。“用田賦”進一步縮小了軍賦的起征單位，擴大了軍賦的征收對象。有人雲：“丘賦之法，因其田產，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另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魯國多次軍賦改革，增強了軍事財政力量。
鄭國的軍賦製度的變革是在法家始祖公孫僑執政時進行的。公元前536年，公孫僑將原來由每甸人民所應負擔的軍賦改由一丘（四丘為一甸）的人民負擔。軍賦表麵上看是軍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財政問題。“作邱賦”的意義不僅在於增加軍賦，還在於使原來未納稅的許多新辟私有土地也負擔一定的軍賦。由於通過軍賦的交納，使他們的土地所有權獲得法律的認可，使廣大土地所有者樂意負擔軍賦。“作五賦”的實施，擴大了軍賦的征調，使小小的鄭國也擁有七百乘以上的戰車。公孫僑的軍賦改革，把軍賦與編定私有田地相聯係，不僅有重要的軍事財政意義，而且也同“初稅畝”一樣，標誌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的確立。
楚國的軍賦變革的特點是擴大征賦單位，增加軍賦收入。公元前552年，楚康王改革田製“書士田”，在對全國土地進行調查和登記基礎上，對井田重新整理，把原來“換士易居”，定期分配土地的製度，變為“自受其處”的易田製度。公元前584年，楚國實行“量入修賦”政策，即根據土地的多少、好壞、肥瘠，規定出產量標準，然後確定“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木盾之數”。也就是說，國家按照農民土地收入的數量來確定負擔，征集軍賦。這裏的軍賦，不僅包括車馬兵甲等軍事費用，而且包括出兵人數。以井田為單位的量入修賦製度，使楚國軍事財政力量迅速膨脹起來。
越國是個小國。公元前494年，越被吳打敗，成為吳的屬國。越王勾踐在吳當了三年人質回國後，為報辱國之仇，進行一係列軍事經濟改革，製定了“省賦斂，勸農桑”的政策。勾踐認為，國家之間的戰爭是難免的，故國家必須在物質儲備，即“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在食、錢、布等物的準備中，最主要的是糧食，“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國家沒有糧食，一旦發生戰爭，則“士卒數饑、饑則易傷、重遲不可戰。”勾踐決心首先抓好農業，推行“舍其愆令，輕其征賦”，“裕其眾庶”的政策。經過“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獲得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國力和軍力大振。
2.勞役與兵役相統一的政策
在現在，勞役與兵役不屬於財政學的研究範圍。但是在古代中國，一向是把力役作為國家財政的一個組成部分來考慮，即使在以貨幣地租代替勞役地租之後，也隻是交納形式的改變，本質上仍然是對勞役的征課。因此，力役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內容，尤其成為軍事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國古代，力役分為勞役和兵役兩大類。一般的勞役是指正式征為兵士之外的一切勞役。平時的勞役多為王公大人們出外田獵時，當地人民所提供的勞力服務，此外還有協同官府追捕盜賊的責任。這一類勞役大多出現在城郊，賦稅輕近重遠以使負擔平均的原則，即以此為客觀基礎。遇有征發、會同、鞏固堤防、修築城郭等“大軍大役”時，此類勞役比較重，但要若幹年才能碰到一次。這樣的勞役的軍事性質非常濃厚，常常根據戰爭的大小、遠近而出。相比之下，戰區人民的勞役負擔更重一些。兵役在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時期與軍賦合為一體，有時直截了當稱之為軍賦。因為當時的軍賦包括甲士、徒卒及車馬牛，構成國家財政的重要部分。
戰國之前，兵役與勞役雖然有區別，但在一些征課原則上，兩者是共同的。一是國家在確定服役對象上，每家可能負擔勞役或兵役的人數標準是完全一致的。二是對服役年齡都有一定的限製，如“國中自七尺（二十歲）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十五歲）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三是勞役和兵役都有免役的規定。《鄉大夫》規定：“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免役。這些原則，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實行。到春秋時期，得到進一步確認。
勞役與兵役相統一的力政思想的發展，主要反映在各國軍賦製度的改革之中。齊國在軍賦改革中提出“作內政而寄軍令，”“參其國而伍其鄙”的力政思想。“參其國”就是在分設的十五個士鄉中，配套以三軍，軍一萬人，全國便有三萬足額的常備軍。三軍分別由齊桓公、國子、高子統率。這樣便保證了齊國的兵源。“伍其鄙”就是把據住在野裏的農民按邑、率、鄉、縣、逐逐級組織起來，解決戰爭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管子·乘馬》記載：“方六裏，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輛。器製也。”“作內政而寄軍令，”“參其國而伍其鄙”。力政改革的實質，是“寓兵於農”。這樣，既減輕了齊國財力上的負擔，又保證了較為充足的兵源。以後，晉、魯、楚等國都進行了力役方麵的變革，使軍事人力與軍事物力有機地結合，緩解了戰爭中軍隊與生產爭奪人口的矛盾，有利於戰爭農業的恢複和發展。
春秋時期的思想家孔子則對西周時期“籍田以力”的軍賦製度十分推崇，認為這是後代必須遵守而不可更易的先王法典。西周時期的所謂“籍田”，是借民力治田以征收勞役地租，實質上也是主張勞役與兵役相結合的方式擴大軍事生產，解決“足食”與“足兵”問題。
春秋時期的軍事手工業
1.春秋時期冶金業的發展
春秋時期的手工業較之西周，種類更加齊全，規模更大，產品數量更多。其最有時代特征且對軍事經濟有重大影響的，是冶金業發展的突飛猛進，當時的冶金業，包括冶銅業和冶鐵業。
春秋青銅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生產的範圍和規模擴大，西周時，青銅業主要由王室壟斷。春秋以後，由於爭霸戰爭需要製造大量的軍事裝備，各諸侯國的青銅業迅速發展起來，有的甚至趕上和超過了周王室的發展水平。從出土文物看，各國生產的青銅器精美適用。著名的越王勾踐劍、蔡侯編鍾，其鑄造技術大大超過周王室。生產的規模也比西周擴大，山西侯馬牛村古城南的一處銅器作坊，麵積達三千平方米。遺址中還有共重達一百九十斤的銅錠，不僅說明生產規模大，而且表明當時具備了有計劃連續生產的條件。
冶鐵業是春秋中葉以後發展起來的新興手工業。由於煉鐵比煉銅需要更複雜的技術和更多的設備，發展比較慢。早期的冶鐵方法簡陋，爐溫不夠。因此，從爐中取出的鐵成海綿狀態，表麵粗糙，含渣量大，必須經過鍛打，才能變成較純的鐵塊。春秋中葉以後，人們改造了設備，提高了冶煉技術，使鐵的產量和質量都有明顯提高，如一種叫“橐橐”的鼓風設備的發明，大大提高了爐溫，使爐中的鐵不再是塊狀，而變成了液體。不僅提高了出鐵率，而且對鐵的廣泛使用具有決定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