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軍事生產布局
周原是我國西部渭水流域黃土高原的一個與夏，商一樣古老的民族，也是商朝的西北方屬國。周在滅商之前，完成了由原始公社向奴隸製的轉變，形成了早期的奴隸製國家。周經過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的經營和擴張，逐漸強盛。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兵討伐商紂王，牧野決戰打敗商軍，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王朝。周建都鎬京（今陝西西安市西南），史稱西周。
軍事生產布局是軍事生產力諸要素的空間組合與配置的方式，即軍事生產力諸要素形成現實生產力時在一定的區域空間內的分布及其相互的關聯。軍事生產布局合理與否，極大地影響著軍事資源的安全與軍事生產的經濟和時效。軍事生產布局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才產生的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國家尚未產生，不存在國防，嚴格意義上的軍事生產沒有正式展開，因而也就不存在軍事生產的布局問題。隨著夏王朝奴隸製國家的建立，才開始有了國防和國防經濟，於是有了軍事生產及其軍事生產布局問題。在夏、商兩代，由於政治實體所轄的統治空間有限，中國軍事生產的布局問題並不突出。而到了西周，軍事生產布局開始突出起來，造成這種變化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地域的擴大，經濟的發展。西周的疆域較夏、商有較大變化，周從古公直父開始，就不斷向外用兵，先後打敗岐山西北一帶的混夷，西戎諸部落，收服臨近的一些方國。古公亶父之後，季曆即位，他大力進攻西北戎狄諸部落，“俘二十翟王”。文王即位，對四周小國進行掃蕩，征昆夷，密須；收虞、芮；伐黎、邗；滅崇侯虎。一係列軍事上的勝利，使周疆域擴大，土地、人口增加，“三分天下有其二”。周滅商之後，國家權力所能控製的地區已由黃河中下遊發展到長江流域。土地、人口的增加為農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文王開始，製定了使民富裕的“裕民”政策，使“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入不孥。”文王十分重視發展農業，他有節製地征收租稅，讓農民蓄積財力，發展生產；提倡改進勞動工具，挖溝泄水，興修水利。為籠絡人心，他穿著儉仆，親自耕作。人們稱頌“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武王統一全國之後，又勤理國政，發展生產，西周呈現一派興旺景象。西周國民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決定並影響著國防主導產業布局的變化。
“小邦周”取代“大邦殷”之後，大規模分封諸侯，實行所謂“封邦建國”。史籍記載，周公“兼製天下，立七十一國”。按照規定，受封的各諸侯國，一般世代相傳。諸侯國在行政、軍事和經濟等方麵，有相對的獨立性。諸侯是封地的最高統治者，享有征收稅賦，建立軍隊的權力。史籍記載，周初，周天子有軍隊“六軍”，各諸侯國的軍隊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分封製有利於周政權軍事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它能較迅速地組織和征集財力、物力，強化西周的軍事力量。分封製度下，受封的奴隸主貴族率領本族農民以征服者的姿態進駐領地，實行軍事殖民政策，依靠該領地的財力、物力，迅速建立起封國的軍事力量和軍事基地。這樣，不需要中央政權的財政負擔就可以組織各地政權的軍事經濟力量，進而擴展軍隊，達到“以藩屏周”的預期目的。但是，諸侯分封製度也帶來政治、軍事、經濟權力的分散，從而造成軍事生產布局的變化。以軍事手工業生產布局為例。夏商之時，兵器製造多以王都為中心。而西周時期，隨著諸多大小諸侯國的興起，包括兵器製造在內的青銅手工作坊密布於黃河中下遊和長扛中下遊北部的地區。
軍事戰略防禦思想的產生。在奴隸社會裏，諸侯國之間、部落國之間，戰爭頻繁而又激烈。這些所謂的“國”，在西周之前實際上多是氏族部落組織，地域不大、軍事力量不強。中央政權對付不服國的反叛，多是軍事進攻而不是軍事防禦。然而西周實行分封製之後，一些諸侯國在領土擴張戰爭中逐漸強大起來，於是軍事戰略思想發生變化。居安思危，以戒為寶，立足防禦，反對外擾，就是西周的一個重要國防建設思想。史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強調在和平時期要有憂患意識，“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時刻提高警惕，防止敵人突然襲擊。加強國防建設，首要的是軍事財力、物力等方麵的準備，尤其是軍糧的儲備，即所謂“乃場乃糧，乃積乃倉”。軍事戰略防禦思想的出現，給軍事生產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對軍事生產布局帶來極大影響。
所以，西周軍事生產布局已經不是在狹小的空間進行，軍事農業、軍事手工業的生產布局大為擴大，已由“王畿”向全國各地展開。
西周的軍事生產思想
影響西周軍事生產的重要因素，除了軍事戰略思想、軍事生產布局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軍事經濟思想：一個是寓兵於農、軍民兼容思想，一個是“軍賦”思想。
“寓兵於農”的思想，最早見於《六韜》中的《農器》篇。周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周武王提出的問題是如果平時沒有戰爭，國家要不要準備戰爭所需。太公指出：“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戰爭所需之物，盡在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事務之中，農民生產和生活工具就是戰爭所需之物。太公以農具比喻兵器，說翻地耕種的農具耒耜，可用為作戰的障礙器材；馬、牛、車、輿，可以為作戰的營壘和屏障器材；鋤，可用作為矛戟；蓑衣、雨傘、鬥笠，可用為作戰的盔甲和大小盾牌；斧、鋸、杵等都可以用為攻城的器材；牛馬可用來轉運糧食和後勤物資；雞可用來報時；犬可用來警戒；婦女紡織的布可用為作指揮旗幟；男子平整土地的技術可用來攻城作業；秋季收割莊稼柴草，就是戰時的糧秣儲備；冬季糧食滿倉，就是長期堅持作戰的準備，同村同裏的人，平時相編為伍，有利於戰時軍隊的管理；裏有吏，官有長，如同軍隊的將帥；運輸糧食，收割飼料，如同戰時的後勤儲備等等。所以說，軍隊作戰準備、軍隊作戰所需，完全寓於農事之中。他還說，善於治國者，必須使人民繁殖六畜，開墾田地，安定住所，男耕女織，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此乃富國強兵的好方法。西周“寓兵於農”，軍民兼容，把軍隊所需與人民生活、生產緊緊統一起來，軍事消費資源，不僅來源於國家，而且也來源於百姓。在這種主流思想的影響下，西周的農業、手工業生產都具有很強的軍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