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軍賦”是屬於財政的範疇。“賦”在夏商已經出現。在先秦時期，“賦”的涵義較為複雜，原意從“武”，指兵或與保障軍事需要的貢納、貢賦等。到了西周，不僅產生了“軍賦”的概念，提出了“因井田而製軍賦”的思想，而且製定了人民提供軍事消費所需的基本原則。在西周。平時無軍事行動時，“國人”和“野人”要按規定正常交納賦稅。奴隸主從“國人”和“野人”身上榨取到的這部分財物中，把相當部分充作軍事費用。但是，這部分收入還不能滿足國家祀與戎的需要。於是，統治者又規定了國人交納軍賦的義務。國人是周族平民，他們要“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既耕田，又要服兵役。因此，在戰爭需要時，還要求他們要為國家繳納兵甲車馬之費。古籍較為詳細地記載了這種繳納製度：“凡起徒役，正卒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十二人，步效七十二人，幹戈具備，是為乘馬之法。一同百裏，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裏，提封十萬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裏，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這裏所說的“乘馬之法”就是指軍賦。就是說，軍賦製度不僅規定了出兵的數量，而且規定了人民提供武器裝備的種類和數目。
受上述思想的影響和製約，西周把軍事農業生產、軍事牧業生產、軍事手工業生產融入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乃至融入千家萬戶的生產之中。
西周的軍事農業生產
西周大規模“封邦建國”，直接造成軍事上的擴充。軍隊人數增加，軍事需要增大，迫使統治者不得不改變一些傳統的做法，以保證軍糧的供給。
西周沒有建立起純粹的軍事農業生產體係，而是實行軍民兼容的農業生產，整個農業產業都要服從和服務於軍事需要，無論“國人”還是“野人”，都要提供軍賦。在西周，天子的王畿和各諸侯的封國，普遍存在“國”與“野”的對立。“國”是指都城及周圍地區。城中主要住的是奴隸主貴族和直接為他們服務的工商奴隸；都城附近為郊，郊內主要是奴隸主階級的下層和周族農民，他們被稱為“國人”，以鄉為編製。“野”是指郊外的廣大農村地區，主要住的是被征服的商族農民，他們被稱為“野人”或“庶人”，以遂為編製。在軍賦上，采取了不同的征收辦法。
西周政權建立後，承襲了夏商的井田製度，隻是在土地分配和剝削方式上有所不同。在土地分配單位上，已不是五十畝或七十畝，而是百畝；剝削方法，不是采取單一的“貢”法或“助”法，而是采用“徹”法。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周人百畝而徹”的井田製度。
所謂“徹”法，實際上是貢、助並用。《孟子·滕文公上》載：“清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針對國人和野人不同的政治身份，在經濟上采取不同的剝削方法。從本質上說，野人是奴隸，對他們實行助法剝削，即“方裏方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的辦法，征收勞役地租；國人是自由民，對他們實行貢法剝削，即按什一稅率，每戶在分得的百畝土地上所收獲的產品中，抽出十分之一上交奴隸主貴族，征收實物地租。“國之大事，在祀與戍”，奴隸主從井田上榨取到的財物，相當部分充作軍事費用。國人是周族平民，他們要“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既耕田，又要服兵役。因此，他們要為國家繳納兵甲車馬之費。這一軍賦製度，反映了“國人”農業生產的軍事性質。
野人無當兵的權利，他們向統治者繳納的物品，供“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一般不繳納兵甲車馬之費。但是，他們也要向國家提供部分軍隊所需的物資和負擔極為繁重的勞役，周初伯禽在費地誓師講話中，嚴厲告誡野人：“峙乃糗糧，無敢不與逮，汝則有大刑……峙乃楨榦……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峙乃芻菱，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這是勒令野人按時供應軍事所需的夾板、草料，如有缺額或延緩，就會被處以大刑。
以上說明，純粹的、完完全全以軍事為目的的軍事農業產業還未出現。西周的軍實費用，同夏商一樣，“因井田而製軍賦”。所不同的是，由於軍事力量發展，軍事消費增大，對井田的依賴性增加，民間農業生產的軍事效力有所加強。
西周的軍事手工業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