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軍事農業生產
商朝是我國第二個奴隸製國家，建立於公元前十六世紀。公元前十一世紀被周武王所滅，曆時約500年左右。商代是我國奴隸製的發展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國力增強，為了擴大領土，統治階級不斷對外用兵。僅武丁一朝，就先後同四十多個方國作戰，一次戰爭動用兵力多達一萬三千人。到帝乙、帝辛時，遠征軍隊曾抵達今淮水流域，曆時二百六十天以上，在戰爭頻繁、軍隊數量大發展的背景下，其軍事生產有了一定發展。
商朝統治者的指導思想十分明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即祭祀，“戎”即軍隊或戰爭。商朝處於奴隸製的發展時期，隨著國力的增強，商朝統治者不斷向周邊方國、部落發動戰爭。長期而頻繁的殘酷的戰爭，造就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從軍事消費構成來看，主要在養兵。因此，商朝的軍糧消費規模，比夏朝增大。商王對軍糧消費需求十分重視，將軍隊所需的農副產品納入軍民兼容的農業生產體製。
商朝實行民軍製，軍官由王公貴族擔任，士兵大部分來自農民。從表麵看，商代貴族皆有邑自養，出征打仗國家不另給實物奉養；農民有分地“私田”，出征打仗衣糧自備，似乎無須給養。而實際上，在民軍製度下的“衣糧自備”，隻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國家的軍事消費性支出，在很多情況下，國家財政還是要承擔一定的養兵費用的。首先，由於戰爭頻繁，商朝開始由臨時征集兵員製度改為固定軍籍製。在武丁以後，軍隊編製中有了師、旅單位。軍隊有了編製，就能“平時任戶計民，以預定其軍籍”，作到“人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戰爭時不須臨時征兵、編隊、命將。在這種固定的軍籍製度下，在軍隊中已有了一些較長時間在軍隊中服役的人員。這部分人的絕大部分軍需給養，需要國家財政保障。其次，國家財政要承擔軍事訓練費用支出。商王朝軍隊的訓練可分為專門訓練和群眾性的軍事訓練兩種。群眾性軍事訓練所需費用，除士兵自備之外，國家也要承擔部分衣食。而專門訓練，國家則要支付全部訓練費用。因而，商朝軍隊對軍糧等農產品的需求量還是比較大的。
為此，商王建立起軍民兼容的軍事農業生產體係。與夏王朝相比較，商朝的疆域已有了很大擴展，“邦畿千裏……肇域彼四海”。商代統治區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以王都殷為中心，屬於商王直接統治的區域，稱為王畿；另一部分是臣服於商的諸侯方國。商軍隊所需糧食，大部分出自畿內。商滅夏後，統治者把王畿內的土地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分配給畿內的農民使用，即所謂“私田”；一部分作為“公田”由國家控製。耕種者除了耕種“私田”，還必須按照規定耕種一定量的“公田”。公田上的收獲作為租稅上交統治者。古籍記載：“殷人七十而助。”這種“助”的剝削形式，實際上是一種勞役地租。農民“私田”上的糧食收獲物，除了供家庭生活所用外，還要將一部分作為家人出征打仗的“自備”。而“公田”上的收獲物，則以“賦”的形式上繳國家財政，通過國家財政的再分配，用於其它軍事用途。所以，時人將此類財政收入叫做“軍賦”。《漢書·刑法誌》說：“殷商以兵定天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製軍賦。”
商王把王畿以外的方國的經濟也納入軍事生產和軍事性貢納的範圍。商代最高統治者對王畿以外的統治區域，不是采取直接剝削，而是強迫各諸侯方國實行一定的貢納。商王對於離工畿較遠而“不王”的方國，常常加以征伐，迫使其按時交納貢物。貢納主要是他們土地上出產的物品，包括糧食、牲畜，甚至有商王占卜用的數以萬計的甲骨。商王常常以“律”與“誓”的形式，征召糧草物資。史載：商朝建立者成湯命大臣伊尹作《四方獻令》，規定各地諸侯的貢獻，如沒有牛羊作為貢納品，須“因其地勢所而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反映在自然經濟所支配的古代社會，財政貢納不能不以當地數量較多的土特產為主。但是，統治者更多的是考慮軍隊的需要。商王規定，在他外出巡視或戰爭時軍隊所到之地，當地的諸侯、方國必須供給軍隊的給養。卜辭雲“缶其嗇我旅”、“缶不其嗇我旅”“缶”是一方國首領名，“旅”是商代的軍隊編製。“嗇”即“穡”。“穡我旅”就是要求方國首領以穀物供應商王軍隊。《詩經·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帝王世紀·殷商第三》：“諸侯鹹叛桀歸湯，同日職貢者五百國”，指的都是商朝強盛時期各方國部落的臣服進貢。成湯之時，號稱諸侯三千。商王從他們所得到的糧食等財物，應是一個不小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