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宋朝300多年曆史來看，軍費規模一直呈擴大之勢。在宋太祖開寶（公元968-975年）時，有兵37萬，養兵之費共為646萬緡。宋英宗（1064-1067年）時，有兵115萬，養兵費達到4800萬緡。南宋時，由於軍隊人均消費水平達到每歲200緡，軍費的最高水平達到8000萬緡。南宋時期，國家財政貨幣收入最少時，隻有1000萬緡；一般水平時為4000—6000萬緡；財政最豐時，才達到8000萬緡。說明軍費規模最大時，已經達到了國家財政貨幣收入的極限。巨大的軍費開支，使宋朝麵臨嚴重的財政危機。自從宗慶曆後，每年入不敷出，差額在三百萬緡以上。
為了減輕國家軍費負擔，宋王朝比較重視軍民屯田。北宋時，軍事屯田規模較小，但在南宋已有很大發展。紹興元年（1131年），朝廷派樊賓等建營田司，對江淮地區軍事性質的營田加以籌畫，於是其它各地一哄而起，大江南北形成了一股營田熱。荊南府的營田較為顯著，“其後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隨後，德安、複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也建立了屯田，他將逃戶絕戶的荒田分別給軍士和民戶耕墾，“凡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其弓兵等，半為守禦，半為耕種，如遇農時，則就田作，有警則充軍用；凡耕種，則必少增錢糧，秋收給斛鬥稿賞，依鋤田客戶則例，餘並入官”。①隨著時間的推移，南宋的軍事屯田規模擴大，大江南北諸軍紛紛興置屯田。但由於管理不善，軍事屯田規模雖大，而效益很差。很多地方收不抵支。如淮東的營田和滁州的屯田，占官兵一千五百一十二人，所收糧食折價九萬餘貫，而官兵歲支則計錢二十萬六千八百餘貫，“委實虛占本費”。
宋朝的軍事牧業生產
宋時的軍事牧業，經曆一個由盛到衰的發展過程。北宋時，統治者對發展養馬業以加強騎兵非常重視，中央設有專門管理馬政的機構，各地也多設有牧監養馬。如宋初時，就沿唐製，置左右飛龍院養馬，太平興國五年（980年）改為天廄坊，雍熙四年（987年）又改為左右騏驥院，下轄左右天駟監四個。鹹平三年（1000年），置群牧司，設群牧製置使，以樞密使或副使兼領；另有同群牧製置使、群牧使、固群牧使、群牧副使、群牧都監、群牧判官等，綜理全國飼養軍馬事務。元豐改製，群牧司並入太仆寺。在京師附近和諸州馬監或牧監。負責養馬，申報繁殖馬駒數目等事務。由於馬政的發展，軍馬基本上能保證供給補充。真宗時，內外各軍和各牧監共有馬二十萬餘匹。神宗時全國養馬十五萬餘匹。
但馬政存在不少嚴重問題。一是生產成本過高，經濟效益較差的問題。宋熙寧二年至五年（1069-1072年）間，宋政府發現河南、河北十二馬監平均“支出馬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者二百六十四……，而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投入產出比為15：1.二是馬匹質量差，所養馬匹多不能用，每“驅至邊境，未戰二凍死者十八九”。宋軍的作戰對象，是善於騎射的遼軍。由於官牧的馬匹不足以供軍，故而國家財政年年還要拿出一大筆錢來買馬。據史籍記載，宋朝在熙和路（治所在今甘肅臨洮）設置茶馬司和6個買馬場，最初每年買馬5000匹左右。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詔令地處西北的涇州、原州、渭州、德順軍每年買馬萬匹。紹聖（1094-1097）年間每年買馬2萬匹。以後，每歲買馬增加到4萬匹。購馬多時，每年超過十萬匹。
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等主張提倡民戶養馬。熙寧初年，群牧使李中師再度提出廢掉“河南北監牧，省國費養馬於民”。在王安石等人的推動下，熙寧五年（1072年）宋神宗廢除十二監，頒布保馬法，號召民間廣泛養馬。規定：“養馬諸戶三等以上戶，十戶為保，四等、五等十戶為一社。保戶獨身養馬，死馬則獨自賠償；社戶養馬死亡，由同社諸戶其同均攤。按關價給錢，歲一閱馬之肥瘦”。保馬法的全麵實施，大力促進了民間養馬業的發展，取得了較大的軍事財政效益。首先，為國家節省了大量經費，“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七千。募民養牧，可省費八萬餘緡。”其次，降低了馬匹的死亡率，提高了馬匹的質量，為軍隊提供了大量優質軍馬。
南宋時，因喪失陝西，基本上斷絕西北馬源，隻能在西南地區建立了少量的養馬基地，軍隊所需戰馬，大多從商業貿易中解決。據說，每年購買川秦馬一萬匹，購買廣西馬一千五至三千匹。由於地處江南一帶，南宋再沒有設置過牧監，具有軍事意義的馬政由盛變衰。
宋朝的軍事手工業生產
（一）兵器生產
1.為軍事手工業服務的基礎工業的發展
崛興於春秋時期的冶鐵手工業，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到宋朝時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宋代冶鐵業的進步，不僅在當時世界上，甚至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前的世界上，都是首居一指，居於最前列的。其主要標誌是：
第一，采掘冶煉地區迅速擴大。宋初，鐵產地已有相當規模，“徐、兗、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風翔、同、虢、儀、蘄、黃、袁、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風、漕、道、渠、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劍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經過數十年發展，到宋英宗治平年間，產鐵擴大到登、萊等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共七十七冶。到宋神宗時，又擴大到登、萊等三十六州軍。
第二，鐵產量迅速增加。宋時，各地冶鐵基地的規模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大，使鐵產量成倍增長，僅從官府課鐵量看，兗州萊蕪監共轄十八冶，歲課鐵二十四萬斤。磁州武安固鎮冶鐵課高達一百九十七萬斤以上，刑州茶林冶則達二百一十七萬斤以上，到宋神宋元豐元年，全國鐵課總額為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七斤，英宗冶平中年，增加到八百二十四萬餘斤，為唐時的三、四倍。六十年代，美國郝若貝教授以宋代武器製作、鐵錢鑄造和農具使用等方麵的消耗為據，估計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宋代鐵產量為七萬五千噸至十五萬噸之間，這一產量則為1640年英國產業革命時的二倍半到五倍。可見宋代冶鐵業規模之大。
冶鐵業大發展的同時，冶銅業也有很大進步。金、銀、鉛、錫等的采冶同樣有很大增長。冶鑄業的大發展，為軍事手工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2.武器裝備生產
宋時，由於外部的民族鬥爭的急遽發展和內部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促使統治階級更加重視對武器的製造，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和發展。宋朝的武器裝備製造包括冷兵器、火器、大型軍械裝備、兵船、衣裝等等。宋朝武器裝備製造巨大進步和發展的重要標誌，是火藥和火器製造技術已具有相當水平。
宋代軍事手工業規模較大，分工較細。早在北宋初年，汴京作坊有所謂八作司，分為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瓦作、竹作、磚作和井作。八作司之外有廣備攻城作，亦稱南北作，共五十一作。南作坊有三千七百四十一名兵校及工匠，北作坊四千一百九十名兵校及工匠。熙寧三年改稱東西作坊。
冷兵器在宋朝武器裝備生產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於冶鐵業的發展，宋代冷兵器的生產規模也有了進一步擴大，工藝技術不斷攻進。為了生產更精良的兵器，軍器監已按兵器類形進行專業分工。木作、竹作、杖鼓作、馬甲作、劍作負責生產長短格鬥兵器和衣甲等；弓弩院、造箭院負責生產弓弩和弓箭。此外還專門設有斬馬刀局，負責馬刀的生產。由於分工明確，按類管理，冷兵器的數量迅速增加。“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弓、箭、弩、甲產量很大。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南北作坊就生產鐵甲、槍、馬具、箭弩3300具，弓弩院年產各類兵器1650餘萬具。宋太宗之後，武器裝備生產進一步擴大。熙寧六年之後的兩年中，僅在京的軍工作坊，就運出衣甲7850副，比以前增加了4000多副；箭1384000支，增加了335500支。除了中央兵器生產作坊外，各州府的生產規模也有擴大。史載，北宋時期諸州年產各類兵器620萬具。
在宋朝兵器生產作坊中，火藥和火器的製造已具有一定規模，如廣備攻城作中設有猛火油作，火藥作、金火作。這些都是兵器生產專業性作坊。火器作坊生產量也很大，中央生產作坊“同日出弩火藥箭七千支，弓火藥箭一萬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萬支”，一日即可出火箭等三萬多件。宋代製造的兵器主要有火箭、火炮、火槍等。火箭類火器，是用紙把火藥包裝成球狀或卷筒形，縛在靠近箭鏇的前杆上，點燃後用弓射向目標，以引起燃燒。火槍是南宋時極為盛行的一種火器。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德安（今湖北安陸）宋將陳規在抗擊金兵時，發明和使用了竹製管形火槍，這是我國最早的管形火器。其用法是，把火藥裝在竹筒裏，臨陣時點燃發射以燒灼敵人。宋理宗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壽春府（今安徽壽縣）製造了發射“子窠”的“突火槍”。此槍以巨竹為筒，內安子窠，燃燒後，子窠從簡中射出，聲聞一百五十步。安有子窠的突火槍，已經是近代管狀武器的先河。它的發明，是兵器發展史上的重要突破。火炮是用拋石機把火藥製成的燃燒物拋向敵營，當時還沒有管形火炮。北宋後期抗金戰爭中所使用的“蒺藜火球”、“震天雷”、“霹靂炮”、“毒藥煙炮”等火炮，也大都是采用拋石機發射的。這類火器的性能，除燃燒外，還分別具有毒氣、殺傷、障礙、煙幕等不同的作用，主要用於防守、攻城、水戰、野戰等，是宋代軍隊的一種重要裝備。史稱，宋理宗寶祐五年（1257年），僅荊淮一帶的宋軍裝備有鐵火炮十數萬隻；又說荊州每月能製造一千二百隻鐵火炮。宋景炎二年（1277年），蒙古軍攻靜江（今廣西桂林），宋將馬暨堅守了三個月，最後城被蒙古軍攻陷，宋二百五十名官兵退守月城，因城內斷糧，眾官兵用一具大鐵火炮集體殉國。史載：眾兵將“擁一火炮，燃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指包圍月城的蒙古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滅燼無遣矣”。可見，宋代生產的火炮的威力已經相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