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軍事農業思想
宋王朝建立之後，就麵臨周邊少數民族政權軍隊的侵擾，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宋初，為了迅速恢複因戰亂造成的經濟破壞，趙匡胤相繼采取一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財政措施。為了穩定局勢，發展生產，趙匡胤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減輕人民負擔。鑒於後周均田使度田不實的教訓，他令宰臣精擇官吏負責度田，並嚴加警戒；懲五代重斂之弊，派官吏監督兩稅的征收工作；規定兩稅戶繳稅時，不再計分、毫、合、勺、銖、厘、絲、忽，錢以文計、絹帛以尺計、穀物以升計、絲綿以兩計，刪繁就簡。在整頓兩稅的同時，大力鼓勵墾植，“有能廣植桑棗，墾辟荒田者，止輸舊租”。此後幾乎每年歲首之時都下勸課農桑的詔令。趙匡胤把墾田的多少，作為對地方官吏考核的一項重要標準。上述措施，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利於生產的發展。
為了增加賦稅收入，趙匡胤還采取了一些促進人口增長的政策與措施。早在統一戰爭中，趙匡胤就注意保護人口。開寶七年（公元974年），命令曹彬等伐江南，趙匡胤在臨行前告誡他們：“城陷之日，慎無殺戮。”在當時的戰爭中，縱兵搶劫，肆意屠殺，非常普遍。趙匡胤能接受教訓，約束軍隊，保護人口，應該給以肯定。在全國統一之後，趙匡胤將戶口的增減作為地方官吏政績考核的標準之一。宋建國不久的建農三年（公元962年），朝廷就規定“縣令考課，以戶口增減為黜陟”。又重申周顯德三年令：“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羨，野無曠土者，議賞”。此後，又多次頒發各軍職及州縣官招集戶口的賞條。這些措施，安置了大量流民，促進了人口的增長。此外，趙匡胤還十分重視招徠塞外人口。在五代時期，由於中原地區戰亂連年，很多人口出塞避亂，契丹、西夏也曾入塞大量擄掠人口。宋朝立國之後，趙匡胤采取措施，將大量流落塞外的人口招回，並宣布給複業者計口貸糧，免賦役二年。大災之年，趙匡胤讓大量饑民從軍。趙匡胤認為：“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這是說，多募兵，尤其是募災民為兵有兩大好處：一是募壯者入軍，可以將反抗因素轉化為官家的鎮壓力量；二是災民迫於生計而紛紛應募，國家的兵源可得到保障。這些措施對穩定社會，發展生產起到了一定作用。由於趙匡胤采取一係列措施，使宋朝農業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財政收入逐年增加。北宋建立後的幾十年中，國家實物財政收入有很大的增長，軍糧有保障。
宋朝的養兵之費，主要來自農業的稅收。田賦在國家財政結構中占很大的比重，是保障軍事所需主要的稅目。史載：“軍國所資鹹出於租調”。但是後來，由於宋政權檢田不力，土地占有嚴重不均，農民逃亡加劇，國家版籍上登錄的田畝日益減少，作為軍國所資的田賦也隨之遭到嚴重損耗。在田賦收入銳減的同時，國家支出與日俱增。尤其是“冗官”、“冗兵”、“冗費”問題的積累，使國家財政陷於極其難堪的境地。作為“軍國所資”的兩稅正賦，已無法應付“三冗”所帶來的巨大開支。這種情況，促使朝廷上下很多人都來探討解決之法。著名學者李覯在《富國策》中，提出了軍民屯田，民富兵強的主張。
李覯力陳軍民屯田的好處，指出：今之慮，若興屯田之利以積穀於邊，外足兵食，內免饋運，民以息肩，國以省費，既安既飽，以時訓練，來則奮擊，去則勿追，以逸待勞，以老敵師，此策之上也。李覯總結了前人在屯田方麵的經驗教訓，建議募民屯田。在內地，充分利用荒田、藉沒之田，招募無業流民“以為之卒”，舉家耕作勞動，實行亦兵亦農，“三時治田，一時講事”。如果充分發揮了人力、地力的效力，就會“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壯，執兵之銳，出盈野，人盈城矣。其所輸粟又多於民，而無養兵之費，積之倉而已矣”。這樣一來，不僅軍隊有糧可食，而且將其餘糧繳納國庫，增加國家財政儲備。
李覯還認識到，國家財政重負於邊糧，解決之法仍須募民戍邊屯田。他建議宋朝實行春秋時期管仲主張的“因內政而寄軍令”的農戰政策，大量招募屯田之民戍邊，“為之什伍，立其長帥，賦以兵器，與其甲胄，乘其閑暇，習之戰鬥”，勞武結合，利國、利軍、利民。對國家來說，“國不知耗”，節省大量軍費支出；對軍隊的好處是“食既足，兵既練……利則進戰，否則堅守”；而對百姓則是賦役從簡，“民不知勞”。總之，李覯認為，募民屯田是省財、足食、足兵之“良算”。從以上可以看出，李覯的軍事財政思想中，既有不少傑出的新觀點，也有不少陳舊、複古的思想。
王安石出任宰相時期，經濟極端惡化，國家積弱積貧，所謂積貧，一是國窮。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地主階級統治的國家機器極其龐大，盡管北宋政府一再擴大剝削，依然無法應付“冗兵”、“冗官”和“冗費”的巨大開支。二是民困。占全國百分之八十幾的農民，占有很少的土地，而層出不窮的國家賦役，沉重的封建地租，以及沉重的高利貸，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在這種敲骨吸髓的剝削下，農民妻離子散，大片土地“棄為汙萊”，社會經濟呈現了萎縮現象。王安石看到北宋社會“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他認為，當務之急，是解決國家財政經濟困難問題。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在於理財，而理財必先生財，生財在於發展生產。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之所以“窮空”，重要原因不在於支出之多，而在於生產之少。因而解決的辦法主要也不在於節流，而在於開源，即發展生產，開發自然資源。“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王安石在這裏所說的“供天下之費”，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軍費問題。他特別強調：“財用足然後可以用兵……方今之世，理財用，富安百姓，敵寇不足論”。隻有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增加國庫收入，才能保障軍國之需要。王安石明確指出：“觀前世治財之大略”，首要的是發展農業生產。“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並，便趣農為急”。理財的首要問題是重視農業，通過減輕農民的疾苦，把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閑這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決定於人，而不是決定於天。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製定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製等一係列新法。這些新法的實施，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單是在1070-1076年間，宋朝就興修了一萬多處水利工程，灌溉麵積大約三千六百多萬畝，墾田增加二十多萬頃。王安石的變法思想及其實踐，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宋神宗元豐年間總墾田數達到七億多畝。國家財政貨幣總收入到宋神宗元豐中（1708-1085），已經達到6000萬緡，是宋初的3.75倍。盡管王安石的變法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國勢，但他“急農事”的治財大略為後人所肯定，並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安石不僅重視農業，而且還提出“兵製與農事合一，減省財政支出”的思想。王安石認為，從宋初百年來的專政經驗觀察，招募來的士兵，大抵都是所謂“無賴奸猾之人”，這類雇傭兵不足以成為封建國家的有力支柱；而且養活眾多的募兵，給國家財政帶來嚴重困難，更成為國家的一大禍患。為此，極力主張恢複兵民合一的製度。他向宋神宗陳述實行了兵民合一製度的極端必要性。指出：“非什伍其民而用之，則不可以致治強”。“陛下欲變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製，令本末具備，不然無補也”。王安石把兵製改革與“農事”相統一，認為“什伍其民”，是“天下長計”。在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的要求下，熙寧三年（1070年），由司農寺頒布保甲法。保甲法規定：相鄰民戶十家，組成一保，選土產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有物力為眾所推服者（地主）為都保正。一家有兩丁以上者，選一人為保丁，於農閑時集中練習武藝。保甲法自熙寧四年至九年（1071-1076年），初行於京畿及沿邊五路，以後陸續推行於全國。保甲法廣泛推行後的1076年，全部保甲民兵總額達到6930000人。接著，保甲自司農寺轉隸於兵部，大力發展兵農合一的鄉兵。
鄉兵是北宋不脫離生產的地區性武裝力量。早在宋初即已實行。鄉兵不隸兵籍，糧餉器械由本鄉自備，定期參加軍事訓練，戰時守鄉衛土。兵員建成，雖然後來擴展到其它地方，但主要還是集中在沿邊地區。頒布了保甲法後，鄉兵製度推向全國，共訓練義勇保甲、鄉兵七百一十八萬名，其中經過嚴格訓練可代替廂兵的鄉兵達六十餘萬人，成為禁軍的預備力量。保甲鄉兵和禁軍兩者互為促進，作為預備力量的鄉兵愈強大，正規軍的裁減和整頓就愈有力。而禁軍的整頓，又推動了保甲法的全麵執行，促使鄉兵的大發展。實施保甲法之後，鄉兵體製逐漸走向正規化，一些經過正規訓練的鄉兵，還被朝廷調發分蕃戍守或出征。由於鄉兵不隸兵籍，糧餉器械由本鄉自備，極大地減省了國家財政支出。
宋朝的軍事屯田
兩宋的軍事屯田是在國家財政不斷惡化，軍費保障出現危機，軍糧供給發生困難的曆史條件下發展起來的。
宋初，朝廷統治者相繼采取一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措施。如大力鼓勵墾植，“有能廣植桑棗，墾辟荒田者，止輸舊租”。太宗時，還在農村設農師，指導農業生產，推廣先進經驗。與此同時，積極興修水利，製定了農田水利法，鼓勵各地開發淤田。為減輕農民負擔，官府貸錢糧給農民發展生產，堵塞大地主高利貸盤剝。上述措施，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墾田穩步增長，達到750萬頃左右，為後周一倍以上；糧食產量平均畝（宋畝）產1.2石，約合今104斤，高於唐代的生產水平。在最發達的太湖流域，單產量高達6-7石。北宋大多數年間，糧食總產量超過300億斤，有的年間，甚至突破500億斤。如開寶九年（公元976年）為307億斤；至道二年（公元996年）為325億斤；天禧五年（1021年）為546億斤；元豐六年（1083年）為480億斤；元豐八年（1085年）為258億斤。除糧食之外，桑、茶、甘蔗等種植麵積電迅速擴大，棉花的種植由南到北擴展。經濟作物，商業性農業都有了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曆史時代。在這種情況下，軍隊衣食能夠得到及時保障。
但是，隨著戰爭的頻繁，軍隊人數的不斷增加，造成國家財政拮據不堪，軍費供給出現危機。宋太祖時，有兵22萬，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增至125萬，百年間幾乎增加了6倍。這百多萬大軍，成為宋財政最大的負擔。仁宗寶元時，富弼曾說：“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由於軍費開支浩大，各朝財政主官對此有頗多的奏章，言及解決軍費之難。慶曆時，曾任三司使的張方平屢次上奏說：“約計天下財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於兵。”皇祐年間任過三司使的蔡襄在《論兵十事》中，把當時總數為1181532人的軍隊開支，同國家總收入、總支出作了如下統計：“養兵之費，禁軍一兵之費以衣糧、特支、效賁通計，一歲約費錢五十千，廂軍一兵之費約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萬餘人，一歲約費四千八百萬緡”，這是衣糧等實物折算成錢幣後的軍費總額。按他的說法，“一歲所用，養兵之費常居六、七，國用無幾矣。”仁宗之後，養兵費仍在增加。英宗二年（公元1065年），養兵費占財政收入六分之五。南宋時，兵額大大減少，但養兵費並沒有減下來，大致與北宋相近。孝宗傳位給光宗時，叮嚀他說：“當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為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