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農業生產思想
農戰思想在唐朝有了進一步發展。為了發展農業，保障軍糧供給，唐王朝一建立，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頒布新律令，恢複了隋末戰爭破壞了的均田製，以輕稅代替租庸調，史稱：“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製，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
唐太宗登基之後，為了減少國家財政對軍費的開支，把府兵製建立在均田製的基礎之上。唐時的均田特點；一是分配土地的對象是以丁男為主；二是授田規模大，官吏、兵卒均可受田。更為重要的是，唐均田製對府兵官兵實行特別優待，在隋朝“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這一規定，對穩定府兵兵源，擴大軍糧保障地域和渠道，有很大作用。
廣大農民享受到了分田的權利，怛要承擔服役當兵的義務，同時還要承擔服役期間部分軍資的責任，每一府兵必須“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氈帽、氈裝、行騰皆一，麥飯九鬥，米二鬥，皆自備，並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凹這種兵製下的供軍方式，給國家財政節省了大量的軍費。國家對府兵的軍費支出主要有以下二項：一是宿衛京師的“月賜”；二是府兵征行在鎮及番還，國家計日給糧費用。在唐前期，軍費在財政收入中，大約在30%左右，這樣的軍費規模，應該說是比較小的。白居易客觀評價了李世民改革兵製，節儉軍費的這一做法，說：“太宗既定天下，以為兵不可去，農不可廢。於是當要衝以開府，因隙地為營地，府有常官，田有常業，平時而講武，歲以勸農，分上下之番，遞勞逸之序。故有虞則為戰卒，無事則散為農夫，不待征戰而封域有備矣，不勞饋餉而軍食自給矣”。
武則天執政期間，對軍事屯田十分重視。為解決軍糧消費帶來的巨大壓力，她下令擴大屯田、營田範圍。要求：“王師外鎮，必籍邊境營田”。他還注意通過軍隊屯田典型，來促進屯田、營田的發展。如婁師德在靈武一帶屯田收獲甚多。武則天表彰他說：“自卿受委北陲，總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采之費，無複轉輸之艱，兩軍及北鎮兵數年鹹得支給”。甘州剌史李漢通的屯田也取得成效，史載：“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禾念，及至一匹絹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也受到朝廷的獎勵。武則天還非常重視對屯田、營田的組織和領導。唐初，軍州邊鎮屯田，多由當地軍事官員直接管理。唐高宗後期，武則天進一步加強對屯田的管理，出現了“知營田”、“檢校營田”、“營田大使”等專理屯墾事務的官員。
曾經出任唐朝兵部侍郎的陸贄十分關心國防建設，認為邊防是國之大事，而“理兵足食”則是邊防建設的根本。他特別強調糧食生產對於軍隊建設尤為重要，在這方麵有很多精彩的論述。他指出：“兵之所屯，食為最急”。“竊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他總結了以往的曆史經驗，指出：“屯師而不務衣食者，未嚐有焉”。陸贄推崇“文武並興，農戰兼務”的治國方略。他總結了曆史上富國強兵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教訓，在給皇帝擬草的一篇策問中說：“未嚐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固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秦漢以降……戍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幹戈。於是異文武之人，行農戰之道。阡陌守者乏食，征則鮮兵”。他認為，隻有農戰兼備，才能節約國家財政開支，保障邊軍糧食供給。他說：“千裏饋糧，涉履艱難，運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則猶過其半”，運糧者既冒雪霜嚴寒凍裂手足的痛苦，又有隨時遭受豺狼襲擾和強盜剽掠的擔心，“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更顧不上考慮儲備邊糧了。陸贄不僅了解運糧艱辛，而且也十分了解守邊士卒生活的艱苦，他說：“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綏之色。而關中戍卒，歲月踐更……然衣糧所頒，厚逾數等，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
陸贄不僅重視軍事屯田，而且提出了許多發展軍屯的具體方法。他提出募卒屯田，積穀安邊建議：停止各道將士輪番代替秋防的製度，把軍隊按原數分為三部分：一部分委命本道招募願往邊城的少壯者遷往邊城；一部分委命關內、河東各州軍招募願參加邊軍的少數民族和漢人子弟，由本道供給衣糧；一部分也由本道僅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助他遷移新居的家業，再命令度支分散在各道議價購買耕牛，召雇手工工匠，在各軍城修造軍械農具。
陸贄主張的募卒屯田，積穀安邊主張是以前實行的軍屯製度的繼續。但它不是簡單的讓邊防將士寓兵於農，而主要在於募民赴邊屯田。凡招募之人，由國家提供衣食農具，“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亢備”。“初至之歲，與家口二人糧，並賜種子”。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優厚政策，即“勸其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在陸贄看來，隻要實行募卒耕農合一，國家與軍隊皆“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
唐朝的著名學者李荃，也十分推崇先秦時期法家的農戰思想。他總結了曆史經驗，認為管仲、商鞅之所以使齊國、秦國富強，主要在於他們積極推行農戰，發展農業，製定了“以食為先”的富國良策。而漢代名將趙充國征討西夷，取得重大戰績，杜茂鎮守北部邊境能持久抗敵，關鍵也在於他們實行了“屯田積粟”政策。所以他認為，唐朝要做到富國強兵，也必須推行古而有之、行之有效的農戰政策。他指出：“按民務農則粟富，粟富則國強”。“人主持農戈而尊”，能使“士卒出無餘力，入有餘糧”。耕戰兼顧給國家與軍隊帶來的好處是“興兵而勝敵，按兵而國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