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唐王朝當局最高層人士的重視，軍事屯田在隋王朝衰敗之後，在唐王朝得以再次興起。
唐代軍隊的軍糧需求
在中國古代，國家之難莫過於養兵。同樣，養兵費也是唐朝國家財政支出的一個大項目。史載：“計天下財耗之大者唯二事焉，是多者兵資，次多直官俸。”而這裏所指的兵資，又主要是指養兵費。在養兵費中，“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因而軍糧的供給量很大。
唐朝財政的軍糧壓力，有一個從小到大、從少到多的過程。唐前期實行府兵製，府兵享受“課見不輸”的經濟待遇，亦即免租調。其代價為服兵役與自備衣糧和部分裝備。口糧自備“麥飯九鬥，米二鬥”，稍少於後來士兵的“月賜”。府兵戎具資糧自備，國家財政軍糧負擔並不太重。
開元中葉以後，府兵製急劇崩潰。開元十一年，召募“長從宿衛十二萬人，資糧全由官給”。天寶時期，唐有邊軍49萬，其它兵卒8.5萬，共計57.5萬。唐製，一個兵卒一年的消費標準是絹布12匹、粟12石；馬料1匹日給粟5升，年耗18石。據此推算，天寶年間，49萬邊兵和8萬匹馬，總需衣資588萬匹絹布，耗糧734萬石粟。其它8.5萬兵卒按邊兵標準折來估算，也需絹布51萬匹、粟51萬石。因此，天寶年間，每年軍糧為785萬石，軍資絹布為639萬匹。唐國家財政每年糧食收入約2500萬石，而軍糧預算為785萬石，軍糧所需為國家糧食收入的31.4%。軍糧增加，使養兵費在國家財政收支中的比重逐漸增大。史載：“開元初，每歲邊費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
唐朝後期，軍隊主要由邊軍、防秋兵、神策軍等構成，唐政府對不同軍種，在生活標準上給予不同的待遇。邊軍經濟上的待遇，由月糧、衣賜及雜賞三項構成。這三項數額固定，被稱“常額衣資”。邊軍軍糧“但任有司，隨月供應”，故稱之為月糧。月糧為人給粟1石，年食粟12石。
防秋兵是安史之亂後，為遏止吐蕃東侵而駐防京西京北的軍隊，普遍存在於唐朝後期。防秋兵糧食標準為月糧及程糧年14.86石，超過邊軍月糧的標準。防秋兵是各道派遣的行營兵，至京西北戍防享受“食出界糧”待遇，即“每出境者，加給酒肉，本道之糧，又留給妻子，凡出境一人，兼三人之糧”。就是說，防秋兵一人“兼三人之糧”，除自己需用外，其餘部分按規定留給家人使用。
神策軍即禁軍，其待遇厚於其他各軍。史載，神策兵整個廩賜待遇是邊兵的三倍，糧賜年粟36石，春冬衣賜21匹。當然，應該看到，從基本標準來看，神策兵的食糧仍12石，月糧1石，超過邊兵3倍的待遇是在其他方麵的補充。如在所有軍隊的賞賜中，皇帝對神策軍最優，除日常優厚供養之外，眾多額外賞賜已成慣例。史載，唐代後期，中央軍糧需求高速增長。貞元二年，“征關東率布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萬斛。令粟鬥直百五十，為錢三百六十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可粟”。是說國家為保障17萬戍衛京西士卒的糧食，就耗費國家財政360萬緡。當時全國軍隊近100萬，按此標準計算，一年糧食供應要耗資2000多萬緡。
士兵除月糧、衣賜等賞賜之外，官府還以家屬隨軍、傷亡優恤來吸引兵士。府兵製時，軍人家口一律留居原籍。推行募兵製後，家口可隨營居住。大曆十二年，代宗下詔給召募健兒的家口發放口糧，對傷亡兵士以優恤。德宗時允諾給老病不宜當兵者繼續發放全部口糧；死亡之後，家屬可再領口糧10年。此後，標準逐漸降低。主要內容有：將士傷亡，子弟可代替父兄從軍；如無子弟從軍，其家屬可續領死者3至5年的衣糧；受傷者終身不停衣糧。
各個不同時期的軍糧需求，不僅對國家財政帶來不同壓力，而且對軍事生產也帶來影響。
唐朝的屯田及其供軍作用
唐朝役使兵士或召募農民，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給予口糧、種子、耕牛、農具等生產資料，大規模地墾屯官田，唐人稱之為屯田或營田。在屯田、營田活動中，就管理體製看，既有官府管理，又有軍隊自管。由官府組織的屯田，營田歸司農寺統轄，所獲產物作為國家財政預算外收入。在邊鎮地區，屯田和營田基本上由邊鎮軍州自行組織耕墾，所獲作物就地存貯供軍，是國家供軍的一種補充。
唐屯田、營田的規模及其在財政上的意義，前後有所不同。唐初，邊境尚未普遍設置大的軍鎮，故屯田、營田僅限於個別地區。德宗、太宗時期，主要局限於西北一隅，範圍不大。自高宗後期起至開元末年，唐先後在邊境地區設置四十個軍鎮，軍隊人數增加，給國家財政壓力增大，在邊鎮屯田漸成為唐政權勢在必行的財政措施。武則天要求：“王師外鎮，必籍邊境營田”。於是，屯墾遂在西北和北方邊境大規模開展，靈武一帶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采之費，無複轉輸之艱，兩軍及北鎮兵數年鹹得支給”。甘州剌史李漢通的屯田也取得成效，史載：“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及至一匹絹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軍隊屯田逐漸發展成為國家屯田、營田的主體。史載：唐朝的軍州管屯有992個，“大者五十傾，小者二十傾。凡當屯之中，地有良薄，歲有豐儉，各定為三等。凡屯皆有屯官、屯副”。如果每田產量為1石，全國軍州屯田的總產量可達400多萬石，可支全部邊軍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軍糧。可見，唐朝軍事性屯田、營田的供給量是十分驚人的。
唐初，軍州邊鎮屯田，多由當地軍事官員直接管理。唐高宗後期，進一步加強對屯田的管理，出現了“知營田”、“檢校營田”、“營田大使”等專理屯墾事務的官員。玄宗時，統一以“營田使”專管屯田。以後，各道節度使逐漸兼任支度使，掌據了國家預算內供軍錢糧的支配使用權，進一步加強對屯田的控製。大多節度使親自兼管屯田、營田，從而又掌握了國家預算外供軍收支的經營管理權，遂集軍權財權於一己之身。節度使管轄數州，“據險要，專方麵，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諸節度使雄據一方，給唐中央政權造成極大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