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屯主要是宮府有組織的招募回民“有願墾荒者，令搬移前往”。乾隆三十二年，清政府先後從烏什、葉爾羌、哈密、吐魯番等地調集6000回戶進行屯田。除了屯田之外，乾隆還下令軍隊在準噶爾地區遼闊的草原上開展屯牧，開辟馬、牛、羊、駝等畜牧基地。
乾隆時期，朝廷還企圖加強屯田來解決八旗子弟的生計問題。康熙中期之後，在和平環境中，八旗人口迅速增加。八旗滿洲男丁，順治五年（1648年）為55330丁，康熙六十年（1721年）為154117丁，增加2倍。乾隆年間，八旗人口增加更多。由於八旗兵以高貴民族自居，無論將領，還是旗丁，脫離生產者日漸增多，過去那種八旗內部兵民合一的組織體製逐漸解體，代之而來的是對生活的醉心安樂。八旗兵不僅謀生無術，而奢侈花樣卻不斷翻新。更為嚴重的是，旗人謀生路窄，主要是以兵為業。除當兵之外，就是擔任將軍、都統、城守尉等衙門的筆帖式（即掌理翻譯滿漢章奏文書的低級官員）。不管是當兵，還是筆帖式，名額都有限，不少人遊手好閑，致使旗人生計困難。八旗兵丁家庭的生計艱難，導致兵丁要求改善糧餉或土兵逃亡的事件不斷發生。康熙三十一年，京師八旗兵四五千人，群集皇城，要求發給津貼，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雍正三年，數百名旗丁到廉親王府上吵鬧，反對議減內務府佐領的披甲名額。乾隆六年，吉林烏拉滿兵因貧苦逃亡者甚多。貧苦旗兵鬧事，使清王朝政局不穩，兵源的基礎受到動搖。
乾隆意識到守成艱於創業。他在體恤民生的同時，對八旗官兵貪圖安逸，武備廢弛的狀況十分擔心。並決定對軍隊進行整飭，以解決因懶與侈而帶來的經濟困難問題。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訓斥八旗官兵不知進取，隻知享受的不良風氣。他說：“八旗為國家根本……迨承平人久，漸即奢靡，且生齒人繁，不務本計，但知坐耗財術，罔思節儉。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銷，虧竭國幣，及致幹犯法紀，身罹罪戾，又複貽累親戚，波及朋儕，牽念困頓。而兵丁閑散人等，惟知鮮衣美食，蕩費貲財，相習成風，全不知悔。旗人之貧乏，率由於此”。他決定用“撥給土地，移駐屯墾”的辦法，從根本上解決旗人的生計問題。乾隆六年，他決定將在京1000名旗人，借給遷移盤費，移駐齊齊哈爾東南600裏的呼蘭地方的那林、阿勒楚咯屯墾。辦法是仿照官莊之例，每屯10名屯丁，給予土地，每名歲交租細糧30倉石，待“有成效，由近及遠漸次舉行”。幾年之後，有人提出“黑龍江等處兵丁生齒日繁，現在各城閑散計有五千餘名，若不早牟生計，將來必至貧乏”，建議在呼蘭擴大屯墾。乾隆交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之後，進一步擴大了屯墾規模。但是，八旗兵“蕩費貲財，相習成風”，遣赴屯墾之人，不僅力田謀生者少，甚至有冒領官地官銀，任意花銷，然後逃回京城的。乾隆獲悉後氣憤地說：“實屬有負朕恩”，將逃離屯墾者嚴行治罪。
在移駐屯墾收效甚微的情況下，乾隆弘曆沒有氣餒，加大了對八旗兵整飭力度，宣布實行“出旗為民”政策，企圖從調整生產關係入手解決八旗兵丁及其家屬的生計問題。該政策規定：“凡八旗奴仆，原係滿洲蒙古，直省本無籍貫；帶地投充人等雖有本籍，年遠難考，均準其開戶，不得放出為民”。所謂“開戶”，就是另立戶籍別居。按照弘曆的話說：“此等另記檔開戶人等，本屬家奴，不得不可與滿洲正身並論，並非漢軍及綠營兵可比”。說明這些人另立戶籍後，離自由人隻有一步之遙了。
乾隆七年（1742年），弘曆頒布漢軍旗人“出旗為民”，又將束縛旗內的大批勞動力釋放出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弘曆全麵實施開戶家奴出旗為民政策。宣布一切旗人的家奴，“情願入籍何處，各聽其便。所有本身田產，許其帶往”。出旗為民政策，實質上是解放旗地莊園上農奴的政策。他不僅要解決開戶家奴等人的生計窘迫問題，而且要推動八旗農奴莊園製的瓦解，促進地主佃農製的發展，從根本上解決八旗兵及其家屬的懶與侈積弊。盡管乾隆所采取的措施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他的“移駐屯墾”、“出旗為民”政策，頗有值得稱道的地方。
前清時期的軍事牧業生產
滿族以弓馬取天下，前清幾朝對軍事牧業比較重視，建立了比較完備的軍牧管理機構，在西北、東北和蒙古等地建立了軍馬牧養基地。清朝主管馬政的中央機構是兵部車駕清吏司和太仆寺。太仆寺初設滿、漢卿各一人，滿、漢少卿五人。後定滿、漢卿各一人；滿、漢員外郎各二人；滿、漢主事各二人；滿主薄一人；筆貼式十六人；經承、廳書、司書九人。屬於太仆寺的邊外牧場在蒙古一帶，以四百匹為一群，設有牧長、牧副、牧丁畜養馬匹。並設統轄總管一人、總管二人，翼長四人，協領十人、副協領十二人，管理左右翼馬場。每三年滿卿與滿少卿去牧場簡閱一次，並報兵部查核。清軍軍用馬分自養、官養，戰時補充，主要靠太仆寺馬場、茶馬。蒙古馬種優良，八旗官兵不可少，故禁止私人交易，違者受罰，馬入官。為了保障戍邊軍隊的戰馬供給，乾隆下詔在西北屯田之外，還下令軍隊在準噶爾地區遼闊的草原上開展屯牧，開辟馬、牛、羊、駝等畜牧基地。
清代軍馬飼養消費有定製。中國古代，一馬所食之糧往往要超過一個士兵的食糧標準。清代規定：春冬有豆草處，每匹給豆九鬥，草三十束（每束7斤），無豆草處月給幹銀一兩；夏秋有放青處，月給幹銀五錢，無放青處，月給幹銀九錢。清朝馬匹一年耗糧約9.5石，如以貨幣計之，每匹軍馬每年所耗糧草銀10兩左右。
順治三年，福臨下詔規定八旗兵丁馬乾草料的支給“每馬一匹，日支豆四升，草一束”；順治十一年，“春冬出征，每匹日支料八倉升，閑住支四倉升，各草二束；夏秋出征，每匹日支至三鬥。順治三年還議定了綠營馬乾草料的支給，”綠旗兵每月一馬給料豆倉鬥六鬥，草六十束（每束重七斤）。順治四年，又規定了供給細則：春冬有豆草時，每匹月給豆九鬥，草三十束；無豆草時，給銀一兩。夏秋有放青時，月給銀零點五兩；無放青時，給零點九兩。
由於馬匹是重要的軍用物資，清廷對馬匹的飼養與買賣格外重視。自順治五年禁止民間養馬始，至雍正的80餘年間，政策多次反複。順治五年規定，不準民間養馬。七年、十二年又先後規定，“不許商販私買”馬匹。十六年開放馬禁，準許民間養馬。康熙初年又禁止民間養馬和私市馬匹。十年放開馬禁。十二年再次禁止民間養馬。二十五年又禁止販馬。至二十九年才允許民間養馬。三十一年複禁止貨賣馬匹。雍正八、九年準許民間養馬。清朝馬政政策如此反複無常，與軍事需要和軍牧生產很有關係。這是因為，隨著火器使用的日益增多，八旗的衰敗，加之邊外各牧場不遵守馬多必分場的定例，不實行三年均齊考成的製度，官吏貪汙，馬料不敷等，清馬政逐蹶不振。清政府為了解決軍事需要，一方麵不得不開放馬禁，允許民間養馬。另一方麵，又進一步加強對馬市的控製，由官府壟斷采辦。
由於清代軍馬消耗大，軍牧生產常常不能滿足戰爭對軍馬的需求，朝廷不得不耗巨資購置軍馬。史載：康熙末年西北用兵，一次就“撥庫銀十萬兩購買馬駝”。之後，購買費用不斷增加。雍正末年西北用兵，一次采購軍馬10萬匹，支銀約100萬兩。乾隆時期，僅第一次準噶爾之戰，購買軍用馬駝就耗資100萬兩。這一史實說明，處於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清王朝，軍事牧業生產在不斷衰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