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統治時期（1627—1643年），又采取了發展封建軍事經濟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天聰五年（1631年），在《離主條例》中規定，奴隸主不得隱匿戰利品。1638年，下令將占領遼東時被俘為奴仆的人“偏為民戶”。此外，他還大力鼓勵和保護農業生產，認為“預農積貯，為足食之本”。要管屯地的官員講求“樹藝之法”。在他支持下監禁軍的莊田中，出現了“私賃田”的封建租田關係。上述措施，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從而為滿族軍事經濟力量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2.清軍入關後的軍事農業生產
清軍入關之後，隨著軍事農業生產的發展，屯田規模逐漸擴大，屯田種類增加，除了軍屯之外，還有民屯、商屯、漕屯、回屯等形式。其中規模最大的是軍屯。
清入關之前，軍事生產規模相對較小，軍需保障機構也不健全，軍事後勤供給較為簡單，戰時因時因地而異，因保障不力而影響戰爭的事情時有發生。隨著戰線的擴大，清軍進守無兵，駐守無糧，旋得旋失“的弱點日益暴露出來。為解決長期以來”餉絀兵單“，清軍入關之後，順治皇帝建立中央集權的軍事生產體製。在這個軍事保障體製中，戶部”掌軍國支計，以足用。“兵部掌馬政、軍器，下設駕清吏司掌”驛傳郵符，中外馬政，設有馬政科負責購買軍馬；職方清吏司設有督漕科，管理漕運；武庫清吏司設有俸糧科、營科，分別管理兵糧和軍營建造。工部負責屯田等事務。
為了減少財政中的軍費支出，順治在執政期間，堅持實行軍事屯田製度。八旗軍與明代衛所軍不同，清建立前後，政府不負擔八旗軍的裝備、糧草，作戰用的馬匹、器械、口糧皆由“披甲人”自備。為了使八旗兵能自備軍需，仍取“計丁授田”的方法推行軍屯。士兵授田的標準，順治年間一個壯丁三十畝。實際上各地的授田標準並不一致。如山海關駐防兵丁每名授田六十畝，德州駐防兵每名授田五十畝。八旗之外的官兵，也給授田。如綠營守兵每名給田十畝，牛具、籽種由官府資給。投誠官兵每人給荒地五十田，家口多的還可適當增加。對授田官兵，清政府有經濟上的要求，即規定了自給程度。有的規定：每兵十畝，而每百畝貸官牛二頭，籽種三石，官給農具，一年還牛，二年全交，開屯之初，歲發全餉，二歲減半，三歲盡裁。對授田多、且土地肥沃，產量高的地區，官兵屯田所獲，除保障自身生活要以外，還要上供。至於未授地的官兵，則由國家財政提供俸餉。順治四年，福臨題準：“浙江駐防官兵，不給田，俸餉照經製支領。”江蘇、安徽、山東等八省，除留充本省需用外，還得如數歲清京師，供俸餉開銷之用。清初軍屯的盛興，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也稍緩了軍需的燃眉之急，在財政上有著重要意義。
康熙年間，繼續鼓勵實行軍事屯田。特點是擴大軍事屯田規模，大力安置明朝“投降兵”進行。康熙六年（1667年）八月詔諭降兵開荒屯田。最早為東南諸省，如浙江省於康熙七年（1668年）劃溫（州）、衢（州）、處（州）三府荒地令投降官柯鴻等帶領所屬兵丁開荒屯田。不久，山東、山西、陝西等省的降兵也實施軍屯。江西、河南降兵的屯田從康熙八年展開，史載：“康熙八年，廷議分布安插閩漳投誠海寇，遣海澄公標下都督總兵許貞屯田於興國”。河南光山“縣城西北有所海營者，蓋康熙八年安插海澄公標下投誠兵卒，使之墾荒屯種”。離光山不遠的息縣官府劃出170多頃荒地，供降兵屯田種植。康熙九年之後，降兵開荒屯田的地域進一步擴大。如山西省在康熙七年的基礎上，於康熙九年“發到南兵開墾民田共十三頃流十二畝。”湖南除了安插一批投降兵卒屯田外，於康熙十年還安排一批“投誠墾荒官員”。
投降官兵開荒屯田類似軍屯，但又不完全與八旗、綠營相同，它有其自己的特點：其一，實行軍事化管理，一般按照標營，在所統官員的帶領下進行。其二，人數多少不等，少則幾十人，多則成百上千。其三，一般都帶有妻兒家口，居住相對集中，開荒種植在時間和地域上相對穩定。其四，開墾之初，官府給予扶持，解決耕牛、種子等困難，土地成熟後繳納賦稅，賦稅量大體與民田相同，其賦課亦歸人州縣的府庫。由於重視投降官兵開荒種植，清政府各地大量的荒地被利用，在一些地方還出現荒地不足的狀況。《息縣誌》記載：“豫省從明末以來，荒田較廣，海兵自投誠而後，安插為限，資之移居豫中。”清政府大力提倡開荒屯田，不僅妥善解決了降兵及其家口的生計，緩和了民族矛盾，而且節省了軍費開支，緩解了財政困難。
清朝軍屯規模很大，地域十分廣泛，“世祖始入關，定墾荒興屯之令。凡州、縣、衛無主荒地，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軍事屯田分布於全國各地。河南：山西、湖南、安徽、湖北、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甘肅等內地省份，紛紛實行屯田。其中西南、西北是軍事屯田的重點。康熙五十四年議準新疆北路屯田，次年議準新疆西路屯田。乾隆時期為了重新治理西北，以及解決兵糧軍食，乾隆提出了“武定功成，農政宜舉”的政策。即大力推廣屯田，治理西北邊疆，減輕軍費負擔。西北屯田，不僅規模大，而且類型多。屯田有兵屯、戶屯、遣流犯之屯及回屯四類。軍屯開展最早。乾隆二十一年，令出征哈密的兵丁在哈密的塔納沁地方屯種。隨後擴大到其它地方。乾隆二十五年，辦事大臣阿桂率兵了600名，回人3000名屯田。乾隆四十三年，屯田兵丁由單身改為攜帶眷屬，定額3000名，除500人鎮守之外，其餘分為25屯，人均種地20畝，此為常駐之始。乾隆四十七年，因屯糧過多，裁減屯兵1000民。乾隆五十四年，又增加7屯。此後，乾隆年間兵屯數再沒有變更。
2.山西軍屯田數包含瞻軍地554992畝。
除軍屯之外，出於軍事需要，清政府把民屯作為籌措軍費的一種方式。順治元年，清王朝命令：“州縣衛所荒地無主者，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有主者，令原主開墾，無力者，官給牛具籽種”。到順治中期，民屯已具有一定規模，湖廣、江西、江南、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設立興屯道廳，主持各地屯田，民屯土田已達五六萬頃。在西北的民屯每戶給地30畝，官府借給耕牛、種子、口糧，三年內將借項還清。政府從民屯獲取的軍糧當亦可觀。如山東：“興屯創始，十年租息已有成效，十一年分獲籽粒共計一十八萬三千石有奇，草二百零八萬餘束，其於足國裕餉之籌不無小補”。如陝西，“分屯延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都，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石有奇，民屯歲收糧兵一萬六幹石有奇”。可見，軍屯，民屯的收獲物是保障軍需的重要內容。到順治中期，民屯已具有一定規模，湖廣、江西、江南、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設立興屯道廳，主持各地屯田，民屯土田已達五六萬頃。政府從民屯獲取的軍糧當亦可觀。
漕屯即漕運屯田，由漕運運丁執業。史載：“凡屯田，各省不一，皆按漕船均分給領運之軍，耕以濟運”。屯田數額有按船數給地，也有按屯丁之數給地。如通州，天津二所按丁派地、每丁給地50畝，浙江各所按船數給地，每隻運船給地102畝日分6厘有奇。通州“計船一隻，給地十頃，以為運丁贍養之費”。漕運屯田多少，各衛不一。但屯田總規模不小。據《漕運全書》提供的數字如下：
商屯主要由商人招募流亡者墾荒種地，其規模在一些地區還大於民屯。乾隆三十八年，弘曆決定擴大西北屯田規模，將一部分罪行較輕的犯人或發遣為奴者作為屯田勞動力，乾隆末年，因屯田缺額較大，又將一部分重犯發配西北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