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可以看出，唐朝的軍事生產管理機構是完善的。
唐朝的軍事生產費用
唐王朝軍事生產規模大，所需經費驚人。綜觀唐朝軍事生產狀況，其軍事生產的財政分配，主要是兵器、衣裝、軍馬等方麵的生產費用和軍事運輸費用。
唐朝軍事手工業較隋有很大發展，兵器生產規模龐大，產品名稱繁多，分類細密。其中：軍鼓分二類，弩7類，金、弓、箭、刀、槍各4類，甲13類，鼓排6類，旗幟32類，戰炮5類，其它如鉞斧、鐵蒺莉、棒、鉤、鐵盂、水鬥、大角等裝備不勝枚舉。除一般兵器裝備外，造船等大型裝備的生產也規模空前。特別值得一說的，是黑色火藥的首創成功及首次在軍事上的應用。唐代火藥的發明和在軍事上的應用，把軍事手工業向前推進一大步，預示著人類兵器發展史上新時代的到來。同時，也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新的軍事生產消費壓力。
唐代的兵器裝備生產的財政支出，主要用於兵器原材料的生產和兵器生產的工匠費用。唐對兵器原材料生產的投入很大，中央掌握的“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在地方州縣還有很多冶礦業。因此，國家在這方麵的財政支出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唐朝軍事手工業作坊的技術工人工費有標準。唐大曆八年（公元773年）詔：“諸色丁匠如有情願納資課代役者，每月每人任納錢二千文”。募兵製取代府兵製之後，從事兵器生產的工匠所有費工匠，一是“苦役”，二是被禁軍強行役使，沒有報酬。由於“非所情願”，因而殺掉了作頭、監官。事後，王安石指出：“凡使人從事，須其情願乃可長久”。他表示不讚成無償勞役的做法，要求宋神宗給以一定的錢物報酬。於是，雇值製度發展起來。軍工作坊工匠，雖然有雇值，但具有強迫性。很多是“父子兄弟”相承下來的軍匠。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曾詔令“八作司負責兄弟會作藝者聽相承，於本司射糧充工匠，仍許取便同居”。京師軍工作坊的軍匠是從地方抽調上來的，先是“取外州兵匠，並於二月下諸路，官司因循，有至放凍後乃至”。州府軍工作坊除兵匠外，也承唐製，調集民間工匠，雖然采取雇值製度，但這種征調仍然帶有強迫、應役的性質。南宋初建之後，“戎器全缺，軍匠數少”，官府“下諸州削刷民匠赴官”。
宋王朝十分重視對技術工匠的管理。據《宋會要輯稿·職官》記載，軍匠和工匠根據他們的技藝區分為不同的等級：都作家——作家——作頭——一等工匠——二等工匠——三等工匠——雜役，等等。作頭是從工匠中選拔出來的，直接管理工匠。都作家，作家從工匠等級選拔出來的，他們有豐富的製作經驗，技術超群。各級工匠按其技術分別作業。軍工作坊設有獎懲製度，軍器上刻上生產工匠的名字。凡經驗鑒定或戰爭實踐證明兵器精良，官府給予獎勵。熙寧元年，軍器監“弓匠李文應，箭匠王成伎皆精巧，詔補三司守厥軍將，以教工匠。”對有過錯者，要實行嚴懲，嚴重者有砍頭之災。對於“老弱不堪工作之人”，及時進行清退，以“免冒占人數，虛支請受。”嚴格的管理和獎罰製度，使宋“作器極精”。軍工作坊的工匠，雖然有一定經濟報酬，但“又不時給”，在沉重勞動壓榨下，紹興年間的萬全軍工作坊工匠“厭倦工役，將身逃走”。用逃亡的辦法來對付統治者殘酷的軍事勞役。
承擔各項軍事交通運輸的是形形色色的勞動者。國家控製運輸業務，一般由軍隊、諸色役人和招募人員進行。在上述三者中，其中軍隊的作用更大，從事官運的軍隊主要是“廂軍”，宋時廂軍以不可戰鬥而“供雜役”著稱。史稱：廂兵“離而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鬥者也：給挽漕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宋神宗熙寧以前，廂兵四五十萬，整編後也不下二十萬，因而廂兵很多人負責水陸運送。此外，不少的廂軍還充作馬遞鋪或水陸鋪的鋪兵。馬遞鋪兵、水陸鋪兵充差二年，各地置鋪兵多少，視軍事運輸的需要而定。鋪兵薪餉請給與廂兵相同。熙寧以來新置的運銅錫的鋪卒和運茶的茶遞鋪鋪卒，因運輸量大，人數較多。如茶遞鋪，”每十五裏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二人，起屋六十間“。負責運輸的鋪兵待遇菲薄低下，勞動則極為艱苦，”道路有雨雪泥水之艱，士卒有風霜暴露之苦，在運輸途中常有士卒凍死和病亡。而統治者隻顧軍國所用，根本不顧運兵之死活，致使諸兵將嗟怒滿道，一些人甚至逃匿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