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情天涯遠，倚樓魂暗銷
踏莎行
春色將闌，鶯聲漸老。紅英落盡青梅小。畫堂人靜雨蒙蒙，屏山半掩餘香嫋。
密約沉沉，離情杳杳。菱花塵滿慵將照。倚樓無語欲銷魂，長空黯淡連芳草。
這首《踏莎行》，在辭章中可歸為“婦人語”的類型。所謂“婦人語”，意即婦人之語。婦人之語與男兒之語自是大為不同。前者委婉，後者遒勁。婦人之語軟語纏綿，男兒之語卻是斬釘截鐵。然而寇公並非婦人，堂堂丈夫、一品要員，為何會忽發異想，模擬起婦人之語來？
這種現象在我國古代其實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說是詩家詞客的一項基本功。李白就曾作“婦人語”，其代表作為《長幹行》“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白居易亦曾作“婦人詞”，其代表作為《井底引銀瓶》“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就連自稱“少陵野老”的杜甫，也寫過一首《新婚別》，以亂世佳人的語氣自述“結發為君妻，席不暖君床”。至於繼唐之後的五代“花間派”詞人，對婦人自述更是身行力踐、不遺餘力。
寇公是北宋人，不屬於“花間派”，但北宋卻與“花間派”風行一時的年代相距不遠，在寇公所存不多的幾首詞中，依稀可聞“花間”遺音，尤以此篇《踏莎行》最為突出。盡管李、杜、白諸公寫過一些代入感極強的婦人自述詩，但若是有人當著他們的麵取笑他們好為“婦人語”，估計這些詩壇驕子們的自尊心肯定受不了，將“婦人語”這一評價當成平生的一大折辱與不快。寇準的後輩——宋仁宗時的宰相晏殊似乎就曾麵臨過這樣的尷尬，以致晏殊之子晏幾道不得不鄭重其事地向人辯稱道：“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嚐作婦人語也。”
且別說作“婦人詞”，身為相國而熱衷於創作小詞，即使是在極盡風流、浪漫之致的宋代，仍然給人以一種異樣之感。王安石就曾質疑過晏殊：“為相而作小詞，可乎？”天地良心，王安石說這話並不是有意跟晏殊過不去，或是跟小詞過不去。王安石也是當過宰相的人，也寫過小詞。他對晏殊的質疑，並非出自“隻許安石放火，不許晏殊點燈”的心態。也許王安石也在質疑自己：業餘時間寫些小詞消遣，這要是傳出去，不會影響人們對我的看法吧？
由此可見小詞的地位，比之文章與詩歌，何止是被甩掉了幾條大街。魏文帝曾經有言：“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一個帝王都對文章如此看重，從上而下，又豈敢輕視呢？至於詩歌，從《詩經》到《楚辭》，再到後來的唐詩，光同日月，一直是國人的驕傲。王安石雖覺得為相而作小詞幾近不務正道，有點兒心虛，有點兒難為情，卻並不因此廢詞不作。詞體的吸引力與誘惑力實在太強大了，連宰相也不能抗拒。
孟子雲：“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這意思是，要了解一個人，那就不但要頌其詩，讀其書，還要了解他所處的時世。然而孟子沒想到，後世還會出現“詞”這種文體。孟子的那句話其實可以稍作修改：頌其詩，讀其書，觀其詞，不知其人可乎？是的，欲知其人，除了頌其書，讀其書，還需觀其詞。
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評寇準《江南春》詞雲：“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詩意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這段話是說，如果沒有讀到寇準所寫的詞，我們對寇準的了解會不會失於片麵呢？原來他竟是這樣的一個人。在朝堂上閃耀才智、明斷國策、有仁有勇、銳不可當；在生活中卻是情思細膩，甚至讓人以為他是個優柔寡斷的人呢！我得承認，我倒沒有看出寇公有優柔寡斷的傾向。然而，情思細膩應當是後世讀者對此形成的共識。想不到啊想不到，寇公竟是一位柔情如水的宰相。更想不到的是，他不但柔情似水，且能把這一腔柔情托以婦人之語。與《江南春》相比，《踏莎行》的女性化色彩尤為突出。他是怎樣寫出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