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節鈔本之始古書無刻本，故一切出於手鈔，或節其要以便流觀。如《隋誌》所載梁庾仲容《子鈔》，其書雖佚不傳，而唐魏徵《群書治要》、馬總《意林》，固其流派也。宋有曾忄造《類說》、無撰人之《續談助》，元有陶九成《說郛》，明有陸楫《古今說海》，其體例頗相類，而於卷帙少者，無所省刪。（周亮工《書影》：“餘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寇四家有《說郛》全部，以四大廚貯之。近見虎林刻本才十六套，每一種為數少者尚全鐫，多者鹹為逸去，每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即有去取，未必如此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為《說郛》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餘嚐言，自刻本《說郛》出，而《說郛》亡矣。”）《四庫全書提要》入之子雜家、雜纂、雜編之屬，蓋本《隋誌》之例。至刻本書之節鈔者，宋坊行有《十七史詳節》，托名於呂祖謙，然未有及於他書者。魏了翁節錄《五經正義》為《五經要義》，是為節鈔《義疏》之始。正以《義疏》過繁，故摘其要以便省覽，然未有及於經文者。乃周密《癸辛雜識》雲：“廖群玉《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然或者惜其刪落諸經注，反不若《韓柳文》為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所開《文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氏《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竊謂吾人讀書，正苦浩博。鉤玄提要，如魏氏之節鈔《五經正義》，亦未始不可為課程。若刪節《三禮》、《左傳》並及其他古書，此三家村學究之所為，而不謂南宋末已有此陋習。然則明人如胡文煥、陳繼儒之流，又何責焉。
巾箱本之始巾箱本之名，不始於有刻本時也。晉葛洪集《西京雜記》二卷，序雲：“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始甲終癸，為十衤失。衤失十卷，合為百卷。今鈔出為二卷，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二卷在巾箱中，嚐以自隨，故得猶在。《南史》：齊衡陽王鈞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此蓋小，便於隨行之本。南宋書坊始以刻本之小者為巾箱本。宋戴埴《鼠璞》下雲：“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鈔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觀此則宋刻巾箱全為士子懷挾之用，誣此美名矣。近世所傳各經，宋版最小者有不分卷《九經》，見《天祿琳琅後編》三。一為婺州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卷止四寸，寬不及三寸，見《瞿目》。一為《纂圖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禮》鄭注，長三寸一分，幅二寸，見《森誌》。一為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禮記》，長三寸半，寬二寸半，見《楊譜》。一為淳熙三年阮氏種德堂刻《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宋刻十行本，行十八字，注文雙行二十二字。）高四寸八分，廣三寸四分。一為《名公增修標注隋書詳節》二十卷，（宋刻十行本，行二十字。）高三寸半，寬二寸，均見《繆續記》。吾所藏明刻小板，有《永嘉八麵鋒》，長止今工部尺二寸六分，寬一寸七分。近則乾隆十三年姚培謙刻《世說》八卷，五行十一字本，長止今工部尺一寸八分，寬一寸一分。又乾隆中蘇州彭氏刻有《論》、《孟》注疏兩種，行字極細密，長止今工部尺二寸，寬一寸七分。此皆至近時刻本。往年京師廠肆出一部，前無彭序，福山王文敏懿榮詫為宋槧，以重價得之。後始悟之，已傳為笑柄也。
書肆之緣起《揚子法言。吾子》二：“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此“書肆”二字見於文士著述之始。《後漢書。王充傳》：“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此後漢時有書肆也。梁任囗《答劉居士詩》“才同文錦，學非書肆”，此六朝時有書肆也。唐柳比《訓序》，言其在蜀時嚐閱書肆，雲“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又呂溫《衡州集》中《上官昭容書樓歌》：“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此唐時有書肆也。馬令《南唐書。魯崇範傳》：“崇範雖窶，九經子史世藏於家。刺史賈皓就取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己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典墳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此五代時有書肆也。至宋則建陽、麻沙之書林、書堂，南宋臨安之書棚、書鋪，風行一時。迄今如乾嘉間錢景開萃古齋，陶正祥、珠琳父子五柳居，以及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中韋氏瑞錦堂，（舊名鑒古堂。）劉氏延慶堂，一經文人品題，遂得附名千古。章學誠《文史通義》援周長發之言，目此輩為”橫通“，著《橫通篇》以寓諷焉，亦可謂善於題目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