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刻書添改脫誤宋刻書遇脫字，添補字行之傍，或二字並作一格。吾見張┉所撰《諸葛武侯傳》大字宋刻本如此，明仿南宋八行十七字本《兩漢書》亦然。南宋有兩刻本，一為嘉定戊辰建甯書鋪蔡琪一經堂刻，一為無元號年月白鷺洲書院刻，皆重刻北宋嘉本。是脫字添改，在宋初已有之。明時有甘複《山窗餘槁》一卷，《黃記》雲：“此刻遇衍字，加點於旁，或即以所改字注於旁，遇脫字亦如之，此法甚善。古書每行字不齊，故有時擠下幾字拔疏幾字以遷就之，從未有如此刻例之旁注者。吾謂刻書之法，此可取，則省修板剜損之虞，且古帖有如此刻者，何獨不可施諸書耶。”吾謂黃氏亦過於好古之言，究竟刻書首在凝神校勘，以免脫誤。如宋本之一格兩字，苟其書文法甚古，幾何不使讀者致正文注文之不分乎？（經史子部，多有此病。）至誤字添改於旁，尤有刺目之害。黃氏言古帖有如此者，不知古帖或由原本真跡，不可改┢，或由重刻裁行，致有奪字。然《蘭亭》因“曾不知老之將至”，奪“曾”添“曾”，於“曾”傍加“亻”，後遂誤“曾”為“僧”。懷素《千文》，“律召調陽”，因草“召”如“呂”，今竟訛“召”為“呂”。安得考碑帖者人人如翁覃溪，讀古書者人人如王懷祖。黃氏所言，殆不可為訓矣。
明許宗魯刻書用說文體字明嘉靖間，閩中許宗魯刻書，好以《說文》寫正楷，亦是一弊。吾家有《國語》韋昭注一種，板心有“宜靜書屋”四字，望之殊為古雅。然宋嶽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字畫一條雲：“其有駭俗者，則通之以可識者。”注：“謂如‘[B084]’之為‘宜’，‘[B16J]’之為‘晉’之類，皆取石經遺文。”又雲：“非若近世眉山李肩吾從周所書《古韻》及文公《孝經刊誤》等書，純用古體也。”可知刻書字貴通俗，在宋已然，何況今日。許氏於嘉靖七年刻《呂氏春秋》，亦係古體字。畢氏沅經訓堂校刻呂書，其引據諸本目列之第三，雲：此從宋賀鑄舊校本，字多古體。是畢氏直以許刻源本宋槧，而不知其自我作古也。顧此亦嘉靖間風氣如此，吾藏嘉靖十年陸鉞刻《呂氏家塾讀詩記》，亦係如此。在明人則又過於好古矣。
明刻書用古體字之陋明中葉以後諸刻稿者，除七子及王、唐、羅、歸外，亦頗有可采取者。然多喜用古體字，即如海鹽馮、豐諸人尤甚。查他山先生見之曰：“此不明六書之故，若能解釋得出《說文》，斷不敢用也。”雖然，查氏之說，未免高視明人。有明一代，為《說文》之學者，僅有趙光一人，所為《長箋》，猶多臆說。且其人已在末季，其時刻書用古體字之風亦稍衰歇矣。吾嚐言，與明時刻書人言字學，但語以王安石《字說》，即可去其嗜古好奇之病。蓋王氏《字說》，多從真楷一體，以言六書，則誠不免杜撰，以言刻書，則可引之通俗，何必欲其解釋《說文》耶。
明時刻書工價之廉蔡澄《雞窗叢話》雲：“先輩雲，元時人刻書極難，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則其地之紳士呈詞於學使。學使以為不可刻則已，如可，學使備文谘部。部議以為可，則刊板行世，不可則止。故元人著作之存於今者，皆可傳也。前明書皆可私刻，刻工極廉。聞前輩何東海雲，刻一部古注《十三經》，費僅百餘金，故刻稿者紛紛矣。嚐聞王遵岩、唐荊川兩先生相謂曰：數十年讀書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兒，身衣飽暖，歿時必有一篇墓誌。此等板籍幸不久即滅，假使盡存，則雖以大地為架子，亦貯不下矣。又聞遵岩謂荊川曰：近時之稿板，以祖龍手段施之，則南山柴炭必賤。”按明時刻字工價有可考者，《陸誌》、《丁誌》有明嘉靖甲寅，閩沙謝鸞識嶺南張泰刻《豫章羅先生文集》，目錄後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陸拾壹葉，繡梓工貲貳拾肆兩”木記。以一版兩葉平均計算，每葉合工貲壹錢伍分有奇，其價廉甚。至崇禎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塵夢影錄》雲：“毛氏廣招刻工，以《十三經》、《十七史》為主。其時銀串每兩不及七百文，三分銀刻一百字。”則每百字僅二十文矣。今湖南刻書，光緒初元，每百字並寫刻木版工貲五六十文。中葉以後，漸增至八九十文，元體字小者百五十文，大者二百文，篆隸每字五文。至宣統初，已增至百三十文，以每葉五百字出入，每錢銀直百六十文計，每葉合銀叁錢畸零，視明末刻書已增一倍。然此在湖南永州一處則然。永州刻字多女工，其坊行書刻價每百字僅二三十文。江西、廣東亦然。價雖廉而訛謬不可收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