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否定論者認為弘曆支持藏傳佛教隻是出於國家政策 ，但是若必多吉的傳記作者記錄的談話及他個人的行動都表明 ，弘曆是藏傳佛教的一名真正研究者。他師從若必多吉學習梵語和藏語 ，後者於 1745年施予他 “勝樂 ”灌頂。1780年，當班禪喇嘛授予乾隆皇帝摩訶迦羅和無量壽佛大灌頂時 ，後一個儀式使弘曆的生日慶典達到了高潮 ，標誌著他 “已進入佛教王國 ”。
據說乾隆皇帝每日都打坐靜思。位於紫禁城西北角的中正殿於1690年被改為念經和存放宗教繪畫、畫像的場所。內務府下屬的喇嘛念經處在此殿辦公 ，成為皇帝處理藏傳佛教事務的主要機構。此外 ，弘曆還在中正殿之南的雨花閣建了一個私人佛堂。雨花閣是仿照西藏著名的佛寺托林寺而建的 ，據說該寺始建於 10世紀。除了用藏傳佛教的肖像畫作裝飾外 ，弘曆的私人佛堂中還供奉康熙皇帝的牌位。弘曆的陵墓是他生前親自主持修建的 ，地下大殿通往墓室的通道兩邊的牆上繪有佛像和梵文佛經。藏文經文和梵文陀羅經被刻在地宮的東、西兩側牆上 ，其他牆上雕刻著眾菩薩和守護神的像。乾隆皇帝 ———他被人們普遍認為在文化上是崇尚漢文化的 ———在最私密的這個地方 ，表達了他對藏傳佛教的信仰。
藝術史學者注意到 ，弘曆慷慨地奉獻數百件佛教藝術品為母親祝壽。她是一位虔誠的信徒 ，用7000多塊綢緞縫成了一幅綠度母，此件至今仍保存在雍和宮的永佑殿。清廷對 18世紀和 19世紀製作的藏傳佛教藝術品發揮了重大影響。有位學者以風格和技術為論據提出這樣的看法 ：這一時期西藏金屬禮器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源自內地和蒙古。他還列舉了多倫諾爾、甘丹寺、五台山、承德以及西藏東部和西部邊界地區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中的漢人作坊。
北京的檔案材料包含著每年都有的數百件禮器名錄 ，這些禮器或是由宮廷作坊製作的產品 ，或是重要的喇嘛、蒙古貴族和皇親國戚呈送的禮品。這些檔案上起 1747年，下至 19世紀末 ，揭示了一個內容廣泛的禮品交換製度 ，清朝皇帝在其中既是贈予者 ，又是接受者。雖然這個製度的細節超出了本書的研究範圍 ，但其普遍意義在於凸顯了藏傳佛教作為幫助清廷把蒙古人和藏族人納入帝國範圍的工具的價值。
在皇帝的支持下 ，蒙古族和漢族民間宗教的要素被增添到藏傳佛教中。例如 ，在嘉慶和道光年間 ，民間神祇關帝被增添到藏傳佛教祭祀場所，奉為 “關聖帝”。在北部邊疆和滿洲修建的關帝廟中，三種語言的碑刻把這個漢族的神祇當做西藏的毗沙門天王 (多聞天王)、北方的保護神，以及戰士和牧民的保護者格薩爾王。從14世紀、15世紀開始，格薩爾被確認為統治西藏東北部一個小王國———嶺國的王室成員，他在蒙古和西藏史詩中被譽為製服魔鬼的英雄。自16世紀末以後，格薩爾的神像被供奉到蒙古的佛堂裏，普通百姓常常把他與關帝混淆。章嘉呼圖克圖編寫了一篇祭文，說關帝是帝國的偉大保護神。這份祭文被印成藏文、滿文、蒙古文小冊子廣為散發。
清朝介入藏傳佛教還導致了以 “喇嘛—保護者”模式概括的神聖王國與世俗王國之間關係的持續演變。這種關係體現於乾隆時期製作的一些唐卡中。北京的故宮博物院近來出版了工藝品插圖目錄冊，這是對早些時候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館藏工藝品目錄的補充。這些目錄冊，加上北京的雍和宮和慕尼黑的國家人種學博物館的插圖目錄冊，可使我們通過考察人工製品來評估清朝與藏傳佛教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