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吃貢品和賞賜的差價外，在朝貢幌子下有兩條免稅的正規貿易渠道。一條是琉球使團中的大多數人並不參與朝貢，而是留在福建貿易。他們銷售貢船攜帶的貨物，並收購中國特產回國。蘇門答臘胡椒在產地每斤十文，在中國市價為每斤三貫；而琉球船隊所運之胡椒在中國售價每斤三十貫，利潤高達三千倍。暹羅盛產蘇木，琉球中轉蘇木的市價是暹羅商人販運蘇木的兩倍。琉球使團有時攜銀不下十萬兩，利潤可想而知。使團攜帶歸國的貨物規模也相當驚人。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為例，計有：中綢二千二百七十匹，土絲七百二十斤，斜紋布五百零一匹，粗冬布一千六百零二匹，粗夏布一千八百三十七匹，粗藥材三萬零四百二十斤，冰糖五千五百斤，胡椒四千八百五十斤，毛邊紙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張，連史紙七千七百二十張，色紙三千六百張，壽山石九百斤，油傘二千二百五十二把，茶葉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四斤，細瓷器二千八百三十七斤，粗扇三萬三千二百五十把，白紙扇九百五十把，簸箕七萬四千二百五十個，牛經線二千七百五十五條，線香一萬一千二百斤，粗瓷碗一千九百二十五斤，砂仁一萬一千一百斤，水銀三千一百斤，此外還有胭脂、雄黃、蜂蜜、皮鼓、漆器、沉香、玳瑁、布衣、蛇皮等。如此之多的商品頻繁進口，就是滿足全體琉球國民的購買需求也綽綽有餘。有人推測琉球從事中國商品的轉口貿易也是在情理之中。明清兩代，中國官府多數時候都實行嚴格的海禁，不準中國人出海貿易。這就給琉球的中轉貿易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海外國家需要的中國商品多數是依靠琉球轉販，琉球商船轉販達十餘國，贏利極豐。
第二條免稅的貿易渠道是朝貢使團在北京展開的商貿活動。琉球使團在福建購買北方稀缺物品，再購買北方特產回南方販賣。這一來一往，沿途由中國政府護送，貨物無憂，不用擔心物流成本。利潤少則數十倍，高過百倍者也不稀奇。外國使團館驛開放之日，“胡人持各色物貨日來館中，紛遝如市。該告示榜揭後，門無禁，人皆任意入夾故也”。常年以往，京城朝鮮使館周圍，有專門以朝鮮人為貿易對象的商家，稱“東商”。琉球使團下榻的會同館附近也有專門的貿易場地。琉球使團就曾因為中國商人拖欠貨款，通過外交渠道要求中國官府出麵“追債”。
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中琉之間特殊的“難民貿易”。中琉隔海相望。喜怒無常的大洋對兩國航運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雙方常有遇難船隻和百姓漂至對方，逐漸形成了中琉間的“遭風難民”處理方法。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規定：“嗣後被風漂泊之船，令督撫等加意撫恤。動用存公銀兩，資給衣糧，修理舟楫，查還貨物，遣歸本國。”遂成定例。琉球難民的待遇稱得上優厚：每人日給米一升，鹽菜銀六厘。回國時再給一個月糧食，並賞給肉食、酒食、布匹、日用雜物等。琉球也積極救護中方的難民和難船，經常派遣專船護送中國難民回國。清朝對之倍加嘉獎。琉球對遭難的清朝冊封船隊更加重視。安置館舍，供給衣食，修理船隻，護送回國，甚至供養中方人員成年累月。中國船隻也會遭遇海難或者遭風漂流至琉球，但數量上總體不及對方。
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情況：遇難的船隻往往是琉球的商船，船隻壞了，但商品完好無缺，清朝政府隻好允許這些商品就地銷售，給予免稅優惠。貨物出售後，琉球難民也會購買中國貨物回國。其中的利潤，也是相當可觀的。至於琉球國護送中國難民回國的船隊，也有貿易的目的。對琉球的護送船隻，中方也給予了免稅貿易待遇。琉球護送船的貿易額要少於貢船的貿易，但數額和利潤也不可低估。海禁造成了中國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稀缺，也造成了海外商品在中國市場的稀缺，使得涉華中轉貿易利潤豐厚。對難民貿易，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其中存在不少琉球難民“有意漂流”。
[1]引自《禮部則例》。轉自戈斌《清代琉球貢使居京館舍研究》，載《曆史檔案》，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