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朝貢這樁買賣對琉球官民來說，自然是有利可圖。
清代海關稅分“貨鈔”和“船鈔”兩部分。貨鈔即商稅，分進口和出口兩類，根據貨物價格和性質征收，稅率平均為百分之四左右。往來貨物差值雖不全是獲利，也能反映贏利的大概情形。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琉球貢船報關與回國時應征關稅的差額約為七十一兩白銀。按照這一稅率計算，兩船在閩貿易四月，增值白銀一千七百七十五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琉球接貢船來閩，初來時免稅八十三兩二錢三分六厘八毫，回國時免稅二百八十九兩七錢二分一厘五毫。其差額表明該年接貢船一艘便增七千一百六十二兩五錢有餘。三十二年（1767年）貢船又至，前後免稅額表明增值九千四百五十兩銀子。以上還僅僅是使團在閩一地一條途徑的收益，如果加上賞賜、會同館貿易利益和歸國倒賣中國貨物的收益，則蔚為可觀。[1]
琉球是朝貢體係中最小的國家，經濟落後。琉球不是一個傳統標準中的農業國，由諸多島嶼組成，土地狹小且土壤貧瘠，不能種茶，種不好山藥、冬瓜、番薯等農作物。琉球市場上主要交易蔬菜、穀、魚、鹽等少數商品，但是處在西太平洋中段的優越位置，發達的海上道路為琉球的海洋貿易提供了異常的優勢。交通貿易的發達使得琉球成為東亞貿易樞紐。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中後期，琉球王國業已形成了以中國為主體對象，幅麵及於日本、朝鮮，南至現今菲律賓、越南、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的交通網，進入了“大交易時代”。
貿易優惠和轉口貿易，使得物產稀少的琉球物資相對寬裕，適應了其國內需要，同時也得利頗豐。琉球一度非常富庶。1609年日本侵入琉球首裏城。日將樺山久高等單單為登記、掠奪財物就花費了七八天時間。而這一侵略行動，有學者認為日本除了覬覦錢財外，還有壟斷琉球對外貿易的企圖。薩摩入侵後，琉球照常朝貢。明朝看到琉球國家殘破，讓它從兩年一貢緩解到十年一貢。琉球反而要求兩年一貢。明朝做了個折中，定為五年一貢，想不到琉球再次堅持兩年一貢。明朝不得不同意。琉球遭到薩摩的蹂躪，迫切需要朝貢貿易的巨額利潤，以便恢複國家元氣，明朝卻沒有明白這一點。
那麼，中國對朝貢使團大加賞賜，又厚來薄往，是不是損失不小呢？其實，中國也是朝貢貿易的獲益者。
中國最直接的收益就是關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粵海關關稅收入達四十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三兩，從1788年至1797年十年間該海關關稅收入共計一千零二十五萬餘兩白銀，年均一百零二點五萬兩。[2]難怪美國學者費正清說：“朝貢製度的奧妙，是它已成為通商的媒介這一事實。”
朝貢貿易還推動了民間貿易的蓬勃發展。朝鮮、琉球、越南等朝廷體係內的藩屬國，可以獲得朝貢貿易的收益。非藩屬國則通過廣州、澳門等少數據點，和中國貿易。中國的商品，主要是絲綢、茶葉、陶瓷等，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商品有極強的互補性，在各條航線、商路上都大受歡迎，需求漸增。因此其中的貿易額驚人，在十六世紀末期，印度果阿每年運往澳門的白銀便達到了二十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