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東亞的朝貢體係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儒家思想根植於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自然為這一社會服務。從中國角度來說，要為中國的農業社會和發展提供安定的環境。這是農業生產對環境穩定性的自然追求使然。這種追求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都是對內的，反映在朝貢體係中就是注重道德因素的力量，強調體係內部的凝聚力，帶動各國在中央王朝的領導下，各盡藩守，和睦相伴。如孔子講“一統華夷”，“修文德服遠人”；孟子講“王道”，認為“仁者無敵”。它忽視對未知地域的探索，輕視與體係外存在的聯係；對體係內部，求穩的心理也要求內部秩序、規範等，故步自封，少有創新。
在自我設定的圈子裏陶醉久了，居於主導地位的中央王朝開始自大起來，慢慢滑入了對外部事物漠不關心，盲目愚昧的境地。
中國刻意強調朝貢體係的政治和道德色彩，掩蓋其他內容，比如，發達的貿易和其中的經濟實利。對琉球等許多藩屬來說，貿易是它們參與朝貢、活躍於東亞的重要內容，但是清朝政府對中琉貿易不加重視，留下的史料基本集中在政治與禮儀方麵。在中國統治階級心目中，中國物產豐富，完全可不借助與外人貿易。但因為中國物產為外國“所必需”，也為了對外國“一視無外”，所以允許朝貢背景下的貿易存在。這是一種“恩賜”，是懷柔遠人的方法。這就不難理解清政府為何要堅持各國按例按時來貢，拒絕計劃外的、頻繁的朝貢，一些事項還要專門說明藩屬不必派遣使節“謝恩”。清朝將朝貢更多地視作禮節。“禮”是嚴肅的，規範的，必須循例而行。中國特別關注政治關係，忽視經濟關係。
但是東亞各國外部經貿活動的蓬勃發展是不可抑製的。尤其到了明清時期，各國（尤其是中國）的生產能力和商品經濟已經到達了一個相當的高度。白銀成為普遍流通的貨幣，並且被東亞各國接受。你買我賣，互通有無，各國形成了一定的依賴性。如明朝和日本交惡，對日本實行禁止貿易政策。日本就千方百計地進口中國商品，除了加強從其他貿易夥伴手中間接獲得中國商品（如日本薩摩藩侵占琉球，控製琉球的中轉貿易）外，還高調吸引中國私人船隊來日貿易。與官方的朝貢貿易相對應，東亞的民間貿易千百年來一直存在（有學者稱之為“帆船貿易”）。商人冒險出海貿易，遠涉沙漠，甚至進行走私活動，屢禁不止。民間的貿易在補充官方貿易的同時，將東亞各國連接成一個經濟體。
當然了，作為最大經濟體的中國對這一幕視而不見。隻要藩屬國守規矩、定期來朝貢，中國官府就滿足了。對於掩蓋其下的經貿活動，中國官員不僅忽視，還刁難、謀取私利。比如，中國官員私下對藩屬國使團強買強賣商品，牟取暴利。又比如，清朝地方使團向琉球使團索賄。清朝初期，琉球使團抵閩，按慣例要向福建布政司衙門、閩海關衙門、糧驛道衙門奉送規禮銀，總數達四千兩之多。這筆巨資是琉球的一大負擔，害得中山世子尚質不得不向順治訴苦：“貢船入閩，隨帶土產銀兩，貿易絲絮布帛等物，前明晚季，地棍作奸，倚藉鄉官，設立都牙，評價各色，音語不通，低昂任意，常用絲綿，指為禁貨，效順屬國律以倭奴，胥吏播弄，留難萬端，以致銀貨空於白抽之手，官司縻係。”還比如中國對往來禮節的苛求，對使團規格的要求，大大提高了藩屬國朝貢的成本。琉球被薩摩攻破後，琉球國小地窮，為了迎接中國冊封使團，往往在幾年前就預先做財政準備。不夠的部分，則或向日本薩摩藩借錢，或在本國民間籌措、接受富戶的捐贈。日本通過借貸逐漸加強了對琉球的控製。
久而久之，朝貢體係中的政治和經貿內容越來越遠。
久而久之，中國走上了閉關鎖國的道路，關起門來誌得意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