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禁的大背景下，澳門的處境非常危險。為了防範鄭成功反清勢力，康熙皇帝的海禁力度很大，不僅是澳門有危險，甚至毗鄰的香山縣都在內遷之列。這嚴重威脅澳門這個依賴內地補給和貿易盈利的彈丸之地的生存。因此，澳門的葡萄牙商人懇請葡萄牙政府以國王的名義來請求康熙放鬆對澳門的禁令，重新開放貿易。康熙六年（1667年），葡萄牙向中國派出了正式使團。康熙九年（1670年），葡萄牙使團經過反複交涉後被護送到北京。沿途，使節煞費苦心地在使團的船隻旗幟上書寫“大西洋國朝賀使臣”，企圖以此來區別於“朝貢”。可惜《大清會典事例》仍然將之寫作“大西洋國入貢”。使團對康熙小心翼翼地陳述了澳門的困境，康熙隻是簡單地說明自己知道這些情況了。康熙最關心的是“萬邦來朝”的虛榮心滿足，對葡萄牙國王大加賞賜，葡萄牙使節免除澳門海禁的請求卻沒有下文了。海禁還在繼續，澳門居民隻能通過賄賂進行非法貿易。
兩年後，葡萄牙人掌握了清王朝的心態，投其所好，進貢了一頭獅子，以滿足康熙帝“四方賓服”的心理。雖然貢物隻有一隻動物，但是康熙帝異常高興，厚加賞賜，並帶著皇子親臨觀看。朝野大臣也紛紛賦詩作文歌頌朝廷，以表敬賀。這一次，清王朝網開一麵，開放了澳門與廣東的陸路貿易。依賴貿易生存的澳門終於得到了一線生機。
其實，海禁對澳門貿易是有利的。一般情況下，中國加強對官方貿易的重視，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澳門的貿易就得到發展；如果中國方麵放鬆海禁，允許民間貿易的進行，澳門的轉口貿易就麵臨嚴重的競爭。海禁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國合法的商人。本來應該由合法商人賺取的巨大利潤落入了葡萄牙商人的口袋。
總體而言，在近代戰爭之前，葡萄牙人態度“恭順”。這一方麵是葡萄牙需要和平的貿易環境，另一方麵是澳門貿易的巨額利潤引得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覬覦，它們曾幾次企圖侵占澳門。澳門的實力不足以與列強抗爭，葡萄牙人采取了依靠中國保全居留地的做法，對中國采取了恭順的態度。
葡萄牙人在澳門獲得了多大利潤呢，竟惹得他國覬覦？葡萄牙在澳門站住腳以後，結合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勢力，建立了全新的“海上帝國”。澳門僅僅是其“海上帝國”的一個據點而已。從澳門出發的航線有：澳門—果阿—歐洲，澳門—日本，澳門—馬尼拉—美洲，澳門—東南亞。如果渠道順暢，源源不斷的商品將湧到澳門，再經過葡萄牙人的辛勤勞動輸往世界各地。中國的商品，主要是絲綢、茶葉，在各條航線上都大受歡迎，需求漸增。因此其中的貿易額驚人，在十六世紀末期，僅印度果阿每年運往澳門的白銀便達到了二十萬兩。
澳門把東亞地區逐漸融入了國際市場。十七世紀一艘典型的葡萄牙商船從歐洲滿載白銀貨物從裏斯本出發，在非洲和印度等地將之轉化為當地貨物到達澳門。商人從廣州購入絲綢、茶葉等，再回到歐洲，獲取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利潤。不僅是商人，就是普通歐洲人，都不認為東亞仍然是脫離於國際市場的。與之相伴，文化、思想的交流，宗教的傳播也漸漸展開。這時，東亞國際體係的政治層麵則在這樣的形勢下顯得異常尷尬：民間的貿易與交流日益增長，但是東亞各國統治者卻在維持著僵化封閉的國際體係。澳門中轉貿易越發展，對政治與經濟的剝離就越嚴重，對朝貢體係的侵蝕就越嚴重。
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前期，葡萄牙因為國家弱小和當時中國相對強大，還不能撼動朝貢體係本身。他們默認並主動融入朝貢體係，承認現實，獲取了巨額利益。但是葡萄牙人並不是單純的貿易家，也不甘心隻做貿易家。他們在鴉片戰爭以後，一改恭順的態度，開始赤裸裸地追求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