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曆史安排一個西裝革履的英國人和一個留著辮子穿著長袍馬褂的中國人迎頭相遇時，雙方都發現了一個難以置信的新世界。
當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沉溺在朝貢體係之中時，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世界是“西強東弱”已成定局的世界。曾經輝煌燦爛的中華帝國沿著慣常的道路緩緩前進，仿佛一件製作精美的碩大瓷器，渾圓、高貴、典雅、藝術成就高，實質上脆弱得一擊即碎。而歐洲國家迅速崛起，經濟和文化實力飛速發展。在經濟上，葡萄牙、英國等國的商業、貿易和金融都開始發展，並且勢頭強勁，但是中國還故步自封在老套子裏。
在西方異常關注的關稅方麵，清朝實行的是每年固額征收製。中央政府每年規定本年度關稅征收總額，收少了要求補齊，多收了也不問。關稅固額在清朝已經保持了幾十年的穩定，讓整個海關係統端著大鍋飯吃得不亦樂乎。在軍事方麵，歐洲國家的職業海軍配備著堅船利炮，馳騁在四大洋，而中國的軍人混雜在民間，集捕快、征稅員、消防員和民警於一身，所謂的水師僅僅是劃著小舢板的內河巡航隊。當對將火藥應用在采礦和軍事上習以為常的利瑪竇觀看了南京城的元宵節焰火表演後，惋惜地說：“在一個月中用去的硝黃，要比在歐洲連續作戰三年用的還要多。”在文化方麵，西方民眾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權，努力創新發明，增加財富積累，而中國自上而下都缺乏自我意識，更沒有近代的“國家”“領土”和“權利”等概念。一批又一批的西方傳教士滿懷熱忱進入中國，絕大多數在數年後失望透頂地逃離。因為他們發現中國人不僅思想停滯，而且高傲自大、閉塞、拒絕思想交流。他們將西方來的人一概視為“朝貢者”，將傳教士視為“洋僧”，將西方器物視為“奇技淫巧”。利瑪竇之所以被允許居住在北京，則是因為他向皇帝獻上了兩個自鳴鍾，官府找不到會修理的人隻好允許利瑪竇留下了。
在世界觀和外交方麵，東方的天下觀念與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想產生了直接衝突。歐洲國家經過戰爭砧板上的一次次敲打，你我敵友，國家疆界，在各自心目中一清二白。盡管歐洲國際關係中充滿汙穢肮髒之處，但民族國家主權至上，國家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而沉浸在天下觀念中的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朝貢體係也是以中國的絕對支配地位為前提的。其他國家必須接受中國的中心地位，奉中華正朔。
這種巨大的差異體現為領土意識、國際法意識和外交禮儀等一係列衝突。康熙年間與俄國談判北部邊界問題。清朝在軍事勝利的前提下，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反而在領土這一國家最重要的組成要素上做出了讓步。中俄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將尼布楚及石勒喀河、額爾古納河之間地劃歸俄國。這在西方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舉措。英國殖民軍在侵略緬甸之時，在緬甸北部躊躇不前，無所適從。因為傳統上，中緬之間不存在確定的邊界線。英軍擔心挑起與中國的事端，而在侵略緬甸問題上思慮再三。這是中西方在實際測定邊界與以傳統控製線為邊界兩種思想上的差異的體現。這個差異日後引發了一係列的中國邊疆問題。1872年，日本“處分”琉球，中國朝野輿論在琉球問題上爭論不休，但國內思想思考的都是中國對於琉球的宗主權和琉球王室對琉球的“社稷”，而不是像日本那樣對琉球的領有權提出要求。中國社會外交觀念落後於國際現實，外交自然處於被動。
十六世紀，西方勢力控製了馬六甲，並逐漸將它建設成為東方貿易據點。中國在渾然不覺的情況下被西方編入了世界貿易大網之中。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斷地進入國際市場。江浙地區的許多瓷器作坊開始接到生產帶把手的茶杯的訂單。中國的茶杯是不帶把手的。作坊工人在驚訝之餘，壓根就不知道這是巴黎或者倫敦上流社會定製的。中國商品的走俏給西方商人提出了難題：拿什麼和中國人交換？除了金、銀，中國人幾乎不接受其他商品。中國人吃穿住行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在國內生產。於是便出現了這樣的場麵，歐洲商隊將工業品帶到美洲，交換美洲的金銀，再把金銀拉到東方來，換取中國產品。整條貿易鏈條就簡化成了歐洲人在給中國人搬運美洲的金銀。
時間過了兩個多世紀，中國產品在歐洲持續熱銷，西方對華貿易逆差越來越大。“搬運工”商人們心急如焚。他們急需扭轉對華貿易困境，而其中最著急上火的就是英國人。在1840年前後，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工業產品極大豐富，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也最大。英國商人在成為國家頭號“倒爺”的同時，也成為中國的頭號金銀“搬運工”。
本身正在大規模積累資金的英國人，怎麼能忍受一個勁兒地往外掏錢呢？這些大鼻子、黃頭發、藍眼睛的倒爺翻來覆去找不到正當的競爭途徑，那就隻能走旁門左道了。於是，鴉片成為英國人的選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對中國的貿易特權，把印度、孟加拉逐漸變成重要的鴉片產地，急速發展對華鴉片走私。1821年輸華的鴉片為五千九百五十九箱，1830年達到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箱，1838年達到四萬零二百箱。鴉片進入中國，逐漸把中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煙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