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商人的最終目的不是賣鴉片賺錢，而是占領整個中國市場。勃興的西方體係也需要把中國納入其中。輸入鴉片完成不了如此重大的任務，西方商人迫切需要在中國獲得通商口岸，持續、大規模地進出中國市場。
口岸是正常貿易的題中之義，可中國奉行海禁政策，隻開放廣州一地通商。就連廣州，也不是正常的口岸，外國人不能自由貿易，而要遵守行會貿易製度。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廣州設立“洋貨行”，逐漸發展為“廣州十三行”。“十三行”的作用起初很簡單，就是由每一行的行商向粵海關負責，接受進出口報單並代交貨稅。說白了就是委任一些有實力的商人為朝廷辦理外貿的事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清政府又規定從采買到出口都由領取政府牌照的行商一條龍壟斷經營，別人不得插手。這就賦予了行商更大的權力。行商權力進一步擴大，外商買賣貨物必須由行商經手；外商隻準“寓歇”在行商開辦的“商館”內；行商對外商有管束權；外商不得直接申述於中國官府，若有事申述，必須通過行商轉達。十三行在事實上壟斷了對外貿易，並且對在華的外國人擁有管轄權。外國人，甚至連英國使節都必須通過十三行才能與中國官府交涉。
讓外商更不滿的是，清政府還賦予行商對外商征稅的權力。外國商人在華不僅要繳納關稅，還要向“貿易夥伴”——十三行繳稅。經行商之手的附加稅繁重，超過正規額定關稅數倍乃至十餘倍。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記載，1807年開銷的“行用”總額為白銀十九萬四千一百六十六兩，其中貢價（“獻”給朝廷的貢品）五萬五千兩，軍需四萬一千六百六十六兩，河工三萬七千五百兩，剿匪六萬兩。1811年數據為貢價五萬五千兩，軍需四萬一千六百兩，剿匪三萬兩，前山寨和澳門軍費四萬三千三百兩，外國債務三十九萬八千一百兩，總額五十六萬八千兩。不遠萬裏而來的英法等國商人對此大光其火又無可奈何。
如果說廣州十三行是中國大門的看門人，那在英國人看來，他們是貪婪、粗暴、不好說話的看門人。心高氣傲的英國紳士們恨不得把他們踢得越遠越好，直接與主人對話。
限製貿易、行商貪婪、利潤太薄……所有的問題歸結起來，英國人認為都是口岸太少惹的禍。“開放口岸！”隨著時間的推移，貿易急劇膨脹，英國人的願望日益強烈。
英國人開始是想用和平手段來打破貿易壁壘的。東印度公司牽頭搞起了“北部開港運動”，希望尋求廣州以北的口岸展開貿易。他們根據熱銷的中國商品，尋找產地附近的港口。中國商品出口的第一位是茶葉，第二位是絲綢。中國茶葉的主要產地在哪兒呢？在福建、安徽、江浙等省，特別是離福州很近的崇安等地的武夷茶銷量很大。1755年，茶葉從產地運到廣州平均要走一千二百公裏路，需要花費一到兩個月的時間。這就增加了運輸的成本，產品的品質也受到影響，再加上廣州行商的壟斷，英國商人進貨成本很高。但是如果在就近的福州設立口岸，茶葉從采摘加工到裝船，節省了兩個月的時間和大筆的費用，節約時間和成本。第二位的出口產品絲綢，原料是生絲。長江三角洲是“湖絲”的產地。同樣，如果在寧波、上海開設口岸，英國商人就方便多了。同時，印度的棉花主要是江浙和內地省份的織戶使用，廣東省很少有人使用。江浙開埠可以把印度的棉花更大量的、更直接地銷往江浙和內地省份，在江浙閩增設口岸的利益顯而易見，對於英商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這就有了1832年英國選定廈門、上海等四大口岸的航行。可惜，清朝政府一律強硬拒絕。從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早期，英國政府先後三次派使團來華，要求擴大貿易。清朝官府給使團插上“貢使”的旗子，帶到北京來收下“貢品”，然後態度明確地告訴他們：有關通商製度的問題，請去找廣州十三行商量。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了。英國顯然是罪惡的侵略者。但從西方需求和朝貢體係的矛盾來看，鴉片戰爭的爆發是正常的曆史發展。鴉片是借口，侵略與反侵略是現象，貿易是關鍵詞，而新舊國際體係之爭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