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兩個詩人(2 / 3)

他說:“工具總是老的好。印刷業的老工具價錢應該比新的貴才對,打金箔的工匠用的家夥就是這樣。”

俗不可耐的銅版,——大V字或大M字四周刻著司婚神、愛神、掀起棺蓋來的死人、印戲報用的刻滿假麵具的大框子,被尼古拉·賽夏逞著酒意說得天花亂墜,好像都是無價之寶。他告訴兒子,內地人的習慣根深蒂固,你給他們最漂亮的東西也不受歡迎。他,尼古拉·賽夏,印過一批曆本,比《列埃日人》曆本好得多;誰知大家寧可買包糖紙①印的《列埃日人》,不要富麗堂皇的新曆本。大衛不久自會發覺那些老古董的重要,賣的價錢比花足成本的新花樣高得多。

“唉!孩子,內地是內地,巴黎是巴黎。烏莫鎮上來一個人要你印結婚帖子,要不給他印上一個渾身裹著花環的愛神,隻像你第多廠那樣單單排一個大寫M,他就覺得自己沒有結婚,準會把帖子退回給你。我知道幾位第多先生在印刷界大名鼎鼎,可是他們的新花樣要一百年之後才能行到內地來。就是這麼回事。”

豪爽的人做買賣總是不行的。大衛天性柔和,動不動不好意思,怕爭論,隻要受到過分的刺激就讓步。他心地高尚,又是被老酒鬼壓製慣了,更沒法為了金錢同父親爭執;尤其他認為老人家用意極好,那種貪心是表現掌車工人對他的工具有感情。可是尼古拉·賽夏當初向羅佐寡婦盤進印刷所,統共隻花一萬法郎,付的還是革命政府的鈔票;機器用到現在開出三萬法郎價錢,顯然太過分了。大衛說:“爸爸,你這是要我的命了!”

“我生你出來的人要你的命?……”老酒鬼朝著晾紙的繩索舉起手來。“那麼,大衛,執照你估多少錢?每行廣告收費五十生丁的報紙又值多少錢?上個月單靠這門獨行生意就有五百法郎收入!孩子,你去翻翻賬簿,看看州公署的公告和登記通知,市政府跟主教專區的印件,一共有多少出息!你真是個不想發財的飯桶。將來送你到瑪撒克那樣的好莊園上去的馬,你還要討價還價!”

清單之外附著一份爺兒倆合夥經營的契約。隻花六千法郎買進的屋子,慈愛的父親租給新店,每年收一千二百法郎租金;頂樓上的兩間房,老人留下一間自用。在大衛·賽夏不曾付清三萬法郎之前,鋪子的盈利父子各半均分;等款子交割清楚,大衛才算印刷所的獨資老板。大衛估計一下執照、營業額和報紙的價值,根本不計算生財,覺得盤進鋪子的本錢不難付清,便接受了父親的條件。老頭兒見慣鄉下人的刁猾,又不懂巴黎人的大算盤,看見事情這樣快就定局,好生奇怪。

他私下想:“難道兒子在巴黎發了財嗎?還是他打算不付錢?”老賽夏存著這種心盤問大衛可曾帶錢回家,想要他拿出來作為定洋。父親追根究底,引起了兒子的疑心。大衛咬緊牙關,不肯透露一點消息。第二天,老賽夏叫學徒把家具搬上三樓,預備托回到鄉下去的空車裝回去。二樓的三間房,四壁皆空地交給兒子,印刷所也移交了,可不給他一個生丁開發工錢。大衛央求父親以合夥人的身份拿出些股本來共同經營,老印刷工隻管裝傻。他說交出印刷所就是交了股本,不用再出錢。等到兒子說出一番批駁不倒的道理來,老賽夏回答說,他向羅佐寡婦盤進印刷所的時候,就是赤手空拳幹起來的。他是個無知無識的可憐的工人,尚且能白手成家,第多門下的高足當然更有辦法。何況做爹的辛辛苦苦讓大衛受到教育,掙了錢,如今大衛正好拿出來用。

“你掙的工錢派了什麼用場?”隔天兒子一聲不出,問題懸而不決,這時老賽夏又來逼他,想探明真相。

大衛氣憤地回答:“我不要吃飯嗎?不要買書嗎?”

大熊說:“啊!你買書?那你做買賣一定虧本。買書的人不相宜印書。”

大衛看見父親不顧做父親的身份,難堪極了。吝嗇的老人為了拒絕出資,搬出一大堆卑鄙的、歎窮訴苦的生意話作理由,大衛隻得聽著。他把痛苦往肚裏咽,眼看自己孤零零的,毫無依傍,沒想到父親是個市儈。幸而他抱著哲學家式的好奇心,想趁此摸清老人家的性格。大衛說他從來沒要求清算母親的遺產;即使那筆產業不能抵充盤進印刷所的本錢,至少可以做爺兒倆合夥經營的開辦費。

老賽夏回答說:“你娘的財產嗎?她的財產是她的聰明和相貌!”

聽了這句,大衛把父親完全看透了;除非打一場沒結沒完,又費錢又丟臉的官司,休想叫父親攤出清賬,交代娘的遺產。有骨氣的大衛明知履行父親合同上的條件非常吃力,還是接受了這副重擔。

他心上想:“好好地幹就是了。就算我苦一點,老頭兒也是苦過來的。再說,我賣力也還是為我自己。”

兒子不作聲,父親看著不大放心,便說:“我給你留下一件寶貝呢。”

大衛問什麼寶貝。

“瑪利紅。”父親回答。

瑪利紅是個鄉下出身的胖姑娘,印刷所裏少不了的助手。她管浸紙、切紙邊、做飯、洗衣、上街跑腿、從車上卸紙、洗紙格、到外邊去收款。如果瑪利紅認得字,老賽夏還會要她排字呢。

父親動身了,一路走到鄉下。他雖則借著合夥的名義出盤了印刷所,十分高興,卻也擔心將來怎麼收款。先是著急交易做不成,接下來總是著急款子沒有著落。所有的情欲本質上都會自欺欺人。那家夥一向認為讀書無用,此刻偏要相信讀書的影響:兒子受過教育,必定講信用,賽夏把三萬法郎寄托在這一點上。大衛既是有教養的青年,準會埋頭苦幹,償還父親的錢;他有知識,不怕想不出辦法;看他心地那麼好,絕不至於賴債!許多父親做了這一類的事,還相信一切是為兒子好;老賽夏回鄉那天,走到他葡萄園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葡萄園坐落在瑪撒克村上,離安古蘭末十二裏。前任的業主在村上蓋著一所漂亮的屋子。莊園自從一八○九年老熊買進以後,每年有所擴充。賽夏花在印刷機上的心血,如今轉移在榨葡萄機上;而且正如他自己說的,他在葡萄園中混過多年,也很內行了。

從前他整天守著工場,現在整天守著葡萄園。告老回鄉的第一年,賽夏老頭兒在綁葡萄的樁子中間愁眉不展。意想不到的三萬法郎使他飄飄然,比喝醉酒還舒服,他老是在想象中摩挲那筆錢。越是非分之財,越是急於到手,因此他放心不下,常常從瑪撒克趕往安古蘭末,爬上石扶梯,攀登那高踞在山岩上的城市,走進工場,瞧瞧兒子是否能應付。印刷車還在老地方,獨一無二的學徒戴著紙帽①正在擦紙格上的油膩。老熊聽見一架車咯吱咯吱叫著,印什麼請帖之類,他認得他的老鉛字,看見兒子和監工各自在亭子裏念一本書,隻當他們看校樣。和大衛一同吃過飯,老賽夏回到瑪撒克,始終牽腸掛肚。吝嗇和愛情一樣有先見之明,對未來的事故聞得出、猜得到。賽夏在工場裏看到機器會出神,想起他賺錢的年月;現在離開了工場,葡萄園主照樣感覺到兒子精神懶散,叫人擔憂。他害怕戈安得弟兄的名字,眼看“賽夏父子”的招牌被他們壓下去了。總之,老頭兒覺得風頭不對。這個預感是不錯的,賽夏鋪子已經走上背運。可是守財奴有守財奴的神道保佑。那神道利用一些意想不到的局麵,把重價出盤鋪子的錢送進酒鬼的荷包。現在得解釋一下,明明可以辦得發達的賽夏印刷所怎麼會敗下去的。

大衛既不理會王政複辟以後宗教對政府的影響,也不理會進步黨的勢力,在政治和宗教問題上采取了最要不得的中立。在他的時代,內地的生意人必須態度鮮明才有主顧,在進步黨和保王黨的客戶之間隻能挑選一個。大衛受著愛情牽纏,一心想著科學,又是天性高尚,不會像真正的生意人那樣唯利是圖,也就不去研究內地企業和巴黎企業的差別。細微的分歧在巴黎的大浪潮中是看不見的,在州府裏卻非常突出。戈安得弟兄附和政府黨的論調,經常進大教堂,親近教士,故意要人知道他們守齋;社會上需要宗教書的時候趕緊重印,在利潤優厚的生意上占了先,還誣蔑大衛是進步黨人,無神論者。他們說,你怎麼能照顧大衛的買賣呢?爹是九月黨人①,拿破侖黨人,又是酒鬼,又是守財奴,早晚有大批金銀傳給兒子。他們弟兄倆可是窮得很,家累又重,比不得大衛是單身漢,將來還是大富翁,當然可以隨心所欲。諸如此類的話說了很多。州公署和主教公署受到這些責備大衛的議論的影響,把印刷的業務給了戈安得弟兄。不久兩個貪心的同行看見大衛沒精打采,愈加放膽,也辦了一份刊登廣告的報紙。賽夏老店隻有一些零星活可做,廣告收入也減少一半。戈安得鋪子靠宗教書和靈修冊子賺飽了,想壟斷本州的廣告和司法公告,向賽夏父子提議收買他們的報紙。種葡萄的老人看著戈安得鋪子營業蒸蒸日上,早已恐慌,一聽見大衛報告這個消息,從瑪撒克直奔桑樹廣場,來勢之快好比烏鴉聞到了戰場上的死屍味。

他對兒子說:“你別管,讓我來對付戈安得弟兄。”

老頭兒馬上看出戈安得弟兄的用心,他眼光深刻,叫他們大吃一驚。他說他兒子險些做出糊塗事來,幸虧他攔住了。——我們出讓了報紙,還有什麼主顧?訴訟代理人,公證人,所有烏莫鎮上做買賣的,將來全是進步黨;戈安得弟兄陰損賽夏爺兒倆,說他們是進步黨,正好替賽夏鋪子預備後路,日後進步黨人的廣告還是照顧賽夏鋪子的!出讓報紙?還不如連機器執照一起脫手。因此他要把印刷所盤給戈安得弟兄,討價六萬法郎,免得兒子破產;他喜歡兒子,他要保護兒子。一般鄉下人凡事推在老婆身上,這個種葡萄的凡事推在兒子身上:不是兒子不肯這樣,便是兒子定要那樣,逼戈安得弟兄逐漸讓步;他花了一番氣力,兩個戈安得終於答應出兩萬兩千法郎收買《夏朗德時報》。條件是大衛不得再發行任何報刊,否則賠償三萬法郎損失。賽夏印刷所做的這筆交易,等於自殺;種葡萄的卻滿不在乎。犯過盜竊,下一步總是凶殺。老頭兒打算用出賣報紙的收入抵充他出盤鋪子的錢;隻要能到手這筆款子,他情願犧牲大衛,尤其這討厭兒子對這筆橫財也有權利分去一半。慷慨的父親放棄印刷所,算是補償大衛;一千二百法郎的房租照舊維持。報紙讓給戈安得弟兄以後,老人難得進城,推說年紀大了;其實印刷所已經不是他的產業,他不再關心。隻是幾十年來對老機器的感情一時不能完全消滅。他有事上安古蘭末而回到老屋子去的時候,到底是為了他的木機呢,還是為了兒子,我們很難斷定。他向兒子催討房租不過是個形式。賽夏的監工如今在戈安得弟兄手下做活,他知道那老子為什麼這樣大方,說老狐狸有心讓大衛積欠房租,一朝大衛有事,老頭兒可以憑著優先債權人的資格出來幹預。

大衛·賽夏荒廢業務的原因正好說明這年輕人的性格。他接手老家的印刷所幾天以後,遇到一個中學時代的朋友,正窮得走投無路。大衛的朋友那時大約二十一歲,名叫呂西安·夏同,父親是共和政府時代因傷退職的軍醫。夏同老先生為著興趣改做化學家,碰巧在安古蘭末開著一家藥房。他做了多年的科學研究,發明一種有利可圖的藥品,去世之前正在做必要的準備。他想治療各種類型的痛風症。那是有錢的人害的病。有錢的人要恢複健康總是不惜重價的。因此藥劑師在想到的許多計劃中獨獨挑出這個問題來解決。在經驗與科學之間,夏同懂得唯有科學能保證他發財。他研究痛風症的各種原因,根據某種攝生的辦法使他的藥物能適應不同的體質。最後他上巴黎去要求科學院鑒定,不料死在巴黎,研究的成果就此埋沒了。他在世的時候自以為家業有望,對兒子和女兒的教育一點不肯疏忽,把藥房的盈利統統花在家用上,弄得孩子們在他身後一貧如洗,更不幸的是一切教養都是為美麗的遠景準備的,父親一死,這遠景也跟著消滅。替夏同治病的是有名的台北蘭醫生,眼看他臨終又急又恨,渾身抽筋。夏同這股雄心主要是為了熱愛妻子。她是呂龐潑萊家碩果僅存的一個後代,一七九三年時被夏同像奇跡一般從斷頭台上救下來的。軍醫為了拖延時日,不征求姑娘同意,謊報她懷著身孕。他想法取得和那姑娘結親的權利,同她結了婚,雖然彼此都窮。他們正如一般憑愛情結合的父母,生的兩個孩子和母親一樣美麗無比,而美貌和貧窮湊在一處往往是最不幸的遺產。丈夫的希望、工作、絕望,深深地印在夏同太太心裏,美麗的麵貌大大地改了樣;境況逐漸艱苦,她的生活習慣也改變了。可是她和孩子們的勇氣完全能抵抗他們的厄運。藥房設在安古蘭末近郊最大的市鎮,烏莫的大街上;可憐的寡婦出盤鋪子的錢隻能收三百法郎利息,還不夠養活她一個人。她和她的女兒不覺得貧窮可恥,自願做工度日。母親服侍產婦,有錢人家看她舉止文雅,特別喜歡雇用她;她吃了人家的飯,拿一法郎一天的工錢。母親唯恐這樣降低身份使兒子難堪。在外改稱夏洛德太太;要雇用她的人都向盤進夏同藥房的卜斯丹先生接洽。呂西安的妹子在專洗上等衣服的普利歐太太店裏做活,一天掙七十五生丁;她管理女工,在工場裏的地位比一般女工略為高一些。普利歐太太做人規矩,在烏莫鎮上很受尊重,跟夏同家是鄰居。母女倆微薄的工資,加上三百法郎利息,每年大約有八百法郎,供給三個人的吃住衣著。他們盡量節省,才勉強維持,而且那些進款幾乎全部花在呂西安身上。夏同太太和女兒夏娃對呂西安的信心,不亞於穆罕默德的老婆對丈夫的信心,樣樣都肯為呂西安的前途犧牲。可憐的一家住在烏莫,屋子是花很少的錢向夏同的後任租的,坐落在後院盡頭,配藥間的樓上。呂西安住著頂樓上的一個破房間。他在熱愛自然科學的父親鼓勵之下,開始也走這條路,是安古蘭末中學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大衛·賽夏畢業那年,呂西安正好進三年級①。

兩個老同學碰巧相遇的時候,呂西安熬苦不住,正想走極端,這是二十歲左右的人常有的念頭。大衛提議教呂西安學做印刷監工,很慷慨地送他四十法郎一月,把他從絕望中救了出來;其實大衛的鋪子根本不需要監工。中學時代的交情恢複以後,命運的相似和性格的不同使兩人的關係愈加密切。他們倆的頭腦不難掙上好幾份家私,聰明才智比得上第一流的人物,事實上卻屈居人下。命運的不公道成為他們之間有力的聯係。並且兩人從不同的途徑出發,都熱愛詩歌。呂西安預定的專業是高級的自然科學,但他熱烈向往文學的聲名;沉思默想的大衛天生宜於作詩人,趣味卻傾向嚴格的科學。誌趣的交錯使他們倆情投意合。不久呂西安告訴大衛,他的父親在應用科學方麵有過哪一些卓越的見解;大衛向呂西安指出,要在文壇上成名致富應當走哪一些新路。兩個青年在短時期內的友誼,隻有剛剛脫離少年時代的人才會那麼熱烈。不多幾日,大衛見到美麗的夏娃,憑著他憂鬱深思的性格,一見生情。祈禱文上說的海枯石爛、永矢勿渝的話,往往被一般無名的大詩人當作格言;他們的輝煌的詩篇是在兩個人的心中產生的,也是隱藏在兩個人的心裏的。等到大衛發覺呂西安的母親和妹子寄托在詩人身上的希望,知道了她們的盲目的熱誠,更覺得能接近夏娃,參與她的希望,分擔她的犧牲,十分快慰。因此大衛對呂西安視同手足。正如極端派的保王黨比王上還要激烈,大衛比母親和妹子更相信呂西安的天分,像母親寵孩子一般地寵他。兩人因為缺少資金,一籌莫展,常常像所有的年輕人那樣左思右想,要找一條致富的捷徑,把捷足先登者已經采摘一空的果樹使勁搖撼還是找不到果子。有一回談話中間,呂西安想起父親提過兩個計劃:一個是采用新的化學藥品,製糖的成本可以減低一半;另外一個計劃是用美洲的一種植物造紙,近乎中國人用的原料,成本非常便宜,可以把紙價降低一半。大衛知道這問題重要,曾經在第多廠引起辯論,便抓住這個主意當作生財之道;又認為呂西安指出這條路來,變了他永遠報答不盡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