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農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
有位尹先生是我一個畏友。他與我們談天，常說：“生平服膺‘紅老之學’”。“紅”就是《紅樓夢》，“老”就是老子。這“紅老之學”的主旨，簡便些說，就是無論什麼事，都聽其自然。聽其自然又是怎麼樣呢？尹先生說：“譬如有人罵我，我們不必還罵，他一麵在那裏大聲疾呼地罵人，一麵就是他打他自己。我們在旁邊看看，也很好，何必費著氣力去還罵他？又如有一隻狗，要咬我們，我們不必打他，隻是避開了就算，將來有兩隻狗碰了頭，他自然會互咬起來。所以我們做事，隻須抬起了頭，向前直進，不必在這‘抬頭直進’四個字以外，再管什麼閑事。這就叫作聽其自然，也就是‘紅老之學’的精神。”我想這一番話，很有些同Tolstoj的“不抵抗主義”相像，不過尹先生換了個“紅老之學”的遊戲名詞罷了。
“不抵抗主義”我向來很讚成；不過因為他有些偏於消極，不敢實行。現在一想，這個見解實在是大謬。為什麼？因為“不抵抗主義”麵子上是消極，骨底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要辦事有成效，假使不實行這主義，就不免了消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我們要保存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沒有消極，就沒有積極。既如此，我也要用些遊戲筆墨，造出一個“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
“作揖主義”是什麼呢？請聽我說：——
譬如朝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遺老，他拖了辮子，彎腰曲背走進來，見了我，把眼鏡一摘，拱拱手說：“你看！現在是世界不是世界了，亂臣賊子，遍於國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請宣統爺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二客，是個孔教會會長。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顏道貌地走進來，向我說：“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四維不張、國將滅亡的時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為印度波蘭之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爺。他衣裳楚楚，一擺一踱地走進來，向我說：“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講衛生，就要講丹田的衛生。要講丹田的衛生，就要講靜坐。你要曉得，這種內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評劇家，和一位上海的評劇家，手攜著手同來的。沒有見麵，便聽見一陣“梅郎”“老譚”的聲音。見了麵，北京的評劇家說：“打把子有古代戰術的遺意，臉譜是畫在臉孔上的圖案，所以舊戲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體。”上海的評劇家說：“這話說得不錯呀！我們中國人，何必要看外國戲，中國戲自有好處，何必去學什麼外國戲？你看這篇文章，就是這一位方家所賞識的；外國戲裏，也有這樣的好處麼？”他說到“方家”二字，翹了一個大拇指，指著北京的評劇家；隨手拿出一張《公言報》，遞給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題目是“佳哉夢也”四個宇，我急忙向兩人各作了一個揖，說：“兩位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六客，是個玄之又玄的鬼學家。他未進門，便覺得陰風慘慘，陰氣逼人。見了麵，他說：“鬼之存在，至今日已無絲毫疑義。為什麼呢？因為人所居者為顯界，鬼所居者，尚別有一界，名‘幽界’。我們從理論上去證明他，是鬼之存在，已無疑義。從實質上去證明他，是搜集種種事實，助以精密之器械，繼以正確之試驗，可知除顯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軒先生。他的說話最多，洋洋灑灑，一連談了一點多鍾，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發揮得詳盡無遺，異常透徹。我屏息靜氣聽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