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隻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地同他辯駁，不省事得許多麼？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為我想到前清末年，官與革黨兩方麵：官要尊王，革黨要排滿；官說革黨是“匪”，革黨說官是“奴”。這樣的牛頭不對馬嘴，若是雙方辯論起來，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還都是個“纏夾二先生”，斷斷不能有什麼誰是誰非的分曉。所以為官計，不如少說閑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捉革黨；為革黨計，也不如少說閑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這不是一刀兩斷，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麼？
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張，在實行一方麵，尚未能盡到相當的職務；自己想想，頗覺慚愧。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竟把我們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既是如此，我們感激之餘，何妨自貶聲價，處於“匪”的地位；卻把一般社會的聲價抬高，——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請他處於“官”的地位？自此以後，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說什麼“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於後學者，曰不虛心，曰亂說，曰輕薄，曰破壞。凡此惡德，有一於此，既足為研究學問之障，而況兼備之耶？”我們看了，非但不還罵，不與他辯，而且要像我們江陰人所說的“鄉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個字”。為什麼？因為他們本來是官，這些話說，本來是“出示曉渝”以下，“右仰通知”以上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地，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汙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了。”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隻得像北京刮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歎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盡量咽到肚子裏去；或者竟帶了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以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啟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為得風氣之先，其實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咧”。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新文明的先覺！”
作者簡介
劉半農（1891—1934），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原名劉壽彭，改名劉複，初字伴儂，時用瓣穠，後改字半農，號曲庵。江蘇江陰人，漢族，是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之一。同時，他又是我國語言及攝影理論奠基人。他的《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康士坦丁語言學專獎”，是我國第一個獲此國際大獎的語言學家。
心香一瓣
作揖主義，處處點頭哈腰，既避免了與他人的無謂的爭辯，省了氣力與時間，又不得罪他人，可謂一舉兩得。這種處世哲學，能留下更多的精力辦自己的事情。
但是，看似一種聰明的處事方法，在這種處世哲學的背後，隱藏著的是對於當時社會的一種無奈。在清末，清政府與革命黨人相互口誅筆伐，進行了不少論戰，結果仍是兩方對峙，沒有任何進步。
因此，應該少說廢話、多付出行動。要革命，就要尋找“最經濟、最爽快”的方法。“槍杆子裏出政權”，武裝鬥爭才是對付頑固派、反動派的最徹底、最有效的鬥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