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文心是水夜中一根搖紅的燭火，文人是艱辛的尋夢者。誰知道下一個句子應如何寫出？
以器識為先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文人不僅總是瘦削、羸弱的，而且隻能幹些舞文弄墨、吟風弄月的勾當，總不會是虎嘯龍吟、令山河變色的豪傑。《宋史·劉摯傳》甚至有言：“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前一半誠為卓見，後一半則大謬不然了。所謂器識者，無非器局與識見，怎可斷言文人便一定與此無緣？這份貶損實在武斷得很。幸虧在古今中外、人類幾千年的故事裏，早有幾萬股文人的劍氣俠骨，消此妄言。中國人的熱血警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正是文人顧炎武語，這不是天大的器局與識見麼？即使是“平時袖手談心性”的懦弱者，也會有“臨危一死報君王”（顏習齋詩）的壯烈，更何況多少文人夢中一直有鐵馬冰河的血鳴。“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黨文人的這副對聯表達的正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壯懷，這種器識已然成了文人的傳統。
筆與劍，文情與劍氣，其實是很相親相倚的。“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龔自珍既有吹簫的哀怨，更有說劍的壯懷。“海涅與人語：吾棺中，宜置劍，勿放筆也。”1823年的拜倫提劍率遠征軍赴希臘戰場，終以馬革裹屍歸葬故土。即使在我們廣東同鄉中，也有文人袁崇煥，那位萬曆四十七年的進士，他的如虹劍氣在遼東雪原上令皇太極聞風喪膽；康有為說，讀袁的文章，便“想見魯陽揮戈、崆峒倚劍之神采”（《袁督師遺集序》）。筆與劍，筆鋒與劍鋒，可刺可削，五千年的黑暗應見雙鋒刺破青天，倚天屠龍鍔未殘。魯迅持宇宙鋒劍，東砍西劈，天下無敵。澤畔有屈子佩劍，橋下有張良佩劍，伶仃洋上有文天祥佩劍。沅水之外是雲夢大澤，是灞橋折柳，是玉門寒笳，是荒漠駝鈴，均有文人彈劍而歌，歌的是八千裏路雲和月。
文人的豪情俠氣也衝騰在西方，在歐羅巴、阿美利加。提毛瑟槍穿黑色燕尾服騰躍在鵝卵石的街麵上，在鵝卵石築就的街壘後，多少詩人、作曲家曾在巴黎浴血為一輪人性的旭日？到處小酒館彌漫著酒氣，到處文人密謀著一次又一次的起義，馬克思指曰：“革命的煉金術士。”文人是“革命”的麼？這問題提得太愚蠢也太聰明，太現實也太浪漫，可讓人怎生作答。恩格斯把1848年德國洶湧的批判思潮、革命情緒歸功於文人，因他們作品充滿“傾向性”，即“政治暗示”，即“一種半遮半露的反政府精神”。有趣的是，西文的“intelligentsia”最初是用來形容專唱對台戲的。對台戲者，批判態度之謂也。19世紀60年代的俄羅斯，intelligentsia指“僅僅由於信念、批判意識或道義情感而聯結在一起”的一群人，1898年的法蘭西，“intelleetuel”響徹雲霄，因為一件牽動知識分子良心的案件，德雷福斯案件。“Manifested dintelleetuel”（“知識分子宣言”）反對判罪於德雷福斯。路德反抗教會，率先支持他的是符騰堡大學的師生。思想敏銳的霍布斯以“特洛伊城的木馬”喻英國的大學。無論是誰，彼得還是瑪麗，張三還是李四，“他們總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來對當前的真理提出疑問”（Lewis Coser語）。這種窮究大千、追根溯源的器局與識見，使某一群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器識其實就是一種博大、深邃的思想襟懷，文人當然要以此為全部生存方式的根基。人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帕斯卡爾語）。文人是這些蘆葦中最茁壯的一片。學會思想便是學會“用頭來走路\"，這樣即使文人手無寸鐵，他們也是不可戰勝的。
文人之思除了運用邏輯理性對世界作對象化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對存在本身的“傾聽”、“驚異”和“守護”其意義。詩人裏爾克說，在先輩的眼中，一座房子、一口井、一個熟悉的塔尖甚至身上的衣服、長袍都是蓄含人性的容器。這種體驗就是文人之思。這種思就是詩意的棲居最肥沃的土壤。
彈劍而歌的壯懷、特洛伊木馬的意識與震顫著神秘悸動的存在之思，這些都是文人的雙眸中最璀璨的輝光，都有一種去供奉、去殉道的崇高意味。文人是真的漢子。他們要到中流擊水。
為文之難
文人當然是要寫文章的。讓文人離開筆恐怕會像讓魚兒離開水，那種鼓鰓打鰭的痛苦一定很不好受。強製要文人沉默不語不僅是令文人痛苦不堪的，而且愛因斯坦更認為“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謀罪”（見《我的世界觀》）。因此文人要寫文章就如太陽一定要升起那麼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