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寫什麼？為青春的事物寫頌歌，為配得上稱為不朽的逝去寫挽歌，為“大樹飄零”的將軍寫哀歌麼？是摹寫嶺表潔白的寒雪，抑或是追蹤梨花溶落的歔欷——那天地間至低微的音籟？無論寫什麼，文人都是在蠶食自己的心血精魂。
對文人的最可怕的誤解，莫過於認為文人就是那些寫“散文”——那種被餘光中名之曰“花花公子的散文”——的人。他們“上自名作家，下至初中女生，簡直車載鬥量，可以開十個虛榮市，一百個化裝舞會！”餘光中又說：他們“歌頌自然的美麗，慨歎人生的無常，驚異於小動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純真，並且慚愧於自己的愚昧和渺小。不論作者年紀有多大，他會常常懷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的金黃色的童年。不論作者年紀有多小，他會說出有白胡子的格言來”（見《剪掉散文的辮子》）。不消說，他們都是文人的贗品。每當我初次結識一位“作家”、“散文家”時，總有一個問號像浮標一樣升起、晃動：你，寫什麼樣的文字？應該說，這並不是風格、水平的問題，而是質的分野。說得極端一點，是生而為文人還是一輩子裝作文人的根本分野。
有時甚至不用看文字，接觸一下、交談幾句，恐怕就能見微知著，有了幾分把握。我們在書店逡巡，撿起一本書翻翻，跳入眼簾的幾行字便已經透露出作者的屬類。文與人相襯，形與質相映，一切都顯示得分分明明。
唐代鏡銘中有這樣的文字：“形煉精冶，瑩質良工。如珠出蚌，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傅紅。綺窗繡幌，俱函影中”（《骨董瑣記》第109頁）。雖華彩豔豔，卻自有鑒人睜光，因其質瑩之故。另一段唐鏡銘文曰：“光流素月，質稟玄精。澄空鑒水，照迥疑清。終古永固，瑩此心靈”（同上，第379頁）。可見質之清濁高下是可以如鏡照人的，文的優劣取決於質瑩否、工良否，贗品是永遠也會被識別出來的。
為文之難是文人永恒的苦惱與欣悅。巴烏斯托夫斯把文字的創作活動比之於沙梅老爹以生命簸篩出來的那朵金薔薇，“每一個刹那，每一個偶然投來的字眼和流盼，每一個深邃的或者戲謔的思想，人類心靈的每一個細微的跳動，同樣，還有白楊的飛絮，或映在靜夜水塘中的一點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金薔薇》第11頁）。台灣詩人洛夫則說，寫詩是對付殘酷命運的一種報複手段，他自覺其文字是“在生與死，愛與恨，獲得與失落之間的猶疑不安中擠迫出來的一聲孤絕的呐喊”（《我的詩觀與詩法》）。一說體察之深、感受之微，一說命運的擠迫、血肉的熬煉，二者合起來便是為文的主要法門了。
但無論如何，文章總是很難令作者自己感到完美無缺的。在能力與理想之間總有距離，寫作的成品就是這距離的測量結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自己的評判是“想的遠比寫的好”，天曉得陀氏的心靈曾是何等寬廣、深邃的星空！文章得失，惟寸心相知。遙想當老杜“新詩改罷自長吟”之際，其為文的甘苦也一定會同時在他心中翻騰吧。“語不驚人死不休”應是文人容顏憔悴的原因。
寒夜夢回，為一個句子的淒美，驚悸地擁被而起，於是有暗香浮動在筆硯之間，有文思如月照你的無眠。文心是水夜中一根搖紅的燭火，文人是艱辛的尋夢者。誰知道下一個句子應如何寫出？
作者簡介
李公明（1957-），出生於廣州，現為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兼任深圳何鄉凝美術館藝術總監、廣東美術館《美術館》雜誌執行主編。著有《廣東美術史》、《曆史是什麼》、《左岸的狂歡節》、《思想守望錄》等。
心香一瓣
“百無一用是書生。”文人給人們留下的多是憂愁善感、羸弱多病的才子形象。其實，這是很片麵的。
千古文人俠客夢。文人也有英雄之氣充溢胸懷，也有鐵馬冰河馳騁疆場的抱負。他們多數集才氣與俠氣於一身，有著“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高度社會責任感。
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盡管社會環境有時會給文人帶來無奈和悲傷，但真正的文人總有一種傲骨，或張揚在外，或內斂於心，用自己的筆端遊走於天下，踐行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