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政府的事，我們不要跟政府鬧對立嘛！”朱家驊搪塞道。
“學生們違背了孫中山總理三大政策的哪一條，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們？”魯迅義正詞嚴地質問。
“我們學校是黨校，黨有黨紀，必須尊從，凡在這裏做事的人，都必須服從我黨的決定，絕對不允許有異言！”朱家驊威風凜凜。
朱家驊所說的“黨校”，大家都明白是指“國民黨辦的學校”。
魯迅義憤填膺地堅持要求校方營救被捕學生，起初還有一兩個人響應讚同，大多數人都怕引火燒身一言不發，到後來看情形不妥便再沒有人開口了。結果是力爭無效。
悲憤之下，魯迅當場宣布辭職。
魯迅回到白雲樓寓所，氣得連晚飯也沒有吃。
原來，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廣州的國民黨李濟深、古應芬、錢大鈞等立即策應，於4月15日在廣州發動反革命政變，派軍隊包圍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辦事處和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官學校和工人糾察隊武裝，封閉革命工會、農會、學生和婦女組織，殺害了共產黨人鄧培、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劉爾菘等人，共逮捕殺害了共產黨員和工人二千多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一五廣州大屠殺。
在這次大屠殺中，畢磊等中山大學的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也慘遭殺害。消息傳來，魯迅悲痛萬分。畢磊那白皙的麵孔、瘦小的身材、言語中流露出那種熱烈的情緒，時時刻刻活潑潑地浮現在眼前，使魯迅的心情十分沉重。血的教訓，殘酷的事實，使魯迅的認識比“三一八慘案”時更深了一層。在孫中山三大政策旗幟下，麵對國共合作得來的勝利，他們居然明目張膽地背叛革命，公開血腥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此時的局麵比北洋軍閥更殘酷更黑暗。經曆親眼所見政治時局的劇烈變化，魯迅深深感受到“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
4月21日，魯迅正式向中山大學校方提出辭職，許壽裳和許廣平也同時提出辭職。許壽裳辭職立即被批準，因為他的辭職沒有多大影響。魯迅則不然，他在廣大學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校方害怕在中山大學因魯迅辭職而引起風潮，不但不能批準還要千方百計地“挽留”，保住校方的麵子維護學校的安定。因此，校方多次派人到白雲樓說服魯迅，朱家驊也親自出馬到白雲樓“拜訪”，但他們枉費心肌，每次都遭到魯迅的嚴辭拒絕。拖了一個多月，校方見魯迅十分堅決，已沒有挽回的可能，看看風情已過，學校已不會再起風波，便同意了魯迅辭職。
廣州城還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下，魯迅辭職雖說已經獲準，卻不能離開廣州前往它處，因為“走”是會被視為共產黨人“逃跑”而遭捕殺的。所以，魯迅隻好在白雲樓暫時住下來，於是，在西窗酷熱的西照太陽下，魯迅日夜勤奮執筆工作，編訂散文詩集《野草》和《朝花夕拾》，修改童話《小約翰》（翻譯稿），開始編纂《唐宋傳奇集》等。魯迅就是這樣盡量利用有限的時光多做些文化工作，始終不渝地以飽滿的熱情和幹勁為中國為社會進步貢獻力量。
在編訂散文詩集時，魯迅眼前還浮動著剛剛過去不久的“四一五”大屠殺，於是，奮筆揮毫在“《野草》題辭”中表達了他極度的悲憤心情和與死抗爭的頑強的生命意誌。這篇“題辭”除加在即將出版的散文詩集《野草》前麵外，還於1927年7月在北京《語絲》周刊第138期上發表。
此外，在廣州這段時間裏，魯迅還應邀作了幾場演講。4月8日，他應黃埔軍官學校的邀請，在黃埔軍官學校作了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通過對革命與文學的關係的精辟分析，強調指出：當前革命戰爭比文學更重要，隻有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有真正的平民文學。7月16日，他在廣州知用中學作了題為《讀書雜談》的演講。7月23日，國民政府廣州市教育局舉辦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魯迅在23日和26日的演講會上作了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演講。魯迅這篇演講雖然講的是文學史，講的是學術問題，但是著重講了魏晉時代作家的生存環境、際遇及作品的風格，深刻的反映了那個時代政治黑暗的現實。他借古諷今，鞭撻了隱藏在革命隊伍內假冒革命而實質反革命，終於露出其反革命真麵目，公開叛變革命，實行獨裁統治的蔣介石反革命集團，讓人聽了覺得十分痛快。
1927年9月27日，為了迎接新的戰鬥，為了迎接新的勝利，魯迅毅然離開了廣州，離開了這個被反革命劊子手汙染了的城市，和許廣平一起走向未來的新的戰鬥陣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