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了署名“遊光”的雜文《夜頌》。這是魯迅“談風月”的第一篇雜文，文章好像是談“愛夜的人”談“摩登女郎”，實質上談“隻有夜還算是誠實的”，因為“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
“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準風月談·前記》）在署名“孺牛”的《華德保粹優劣論》一文中，針對中國獨裁者歡迎德國納粹黨上台後所推行的一係列法西斯獨裁政策，作者將兩個專製主義作了一番比較，尖銳地指出：“兩國的立腳點，都是在‘國粹’的，但中華的氣魄卻較為宏大，因為德國不過大家不能唱那一出歌而已，而中華則不但‘雌女’難以蓄犬，連‘雄犬’也將砍頭。這影響於叭兒狗，是很大的。由保存自己的本能，和應時勢之需要，它必將變成‘門犬獵犬’模樣。”
為了適應《自由談》的“多談風月”的要求，魯迅常常將文章的題目寫得與“風月”相近，但文章內容仍舊是話中有話，仍然是對反動派的進攻和對惡勢力的戰鬥。在署名“孺牛”的《晨涼漫記》一文中，作者借談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殺人的史實，剖折了施行暴政的統治者的心理。在署名“豐之餘”的《感舊》（後改題為《重三感舊》收入雜文集《準風月談》）一文中，作者針對有些青年“簡直就如光緒初年的雅人一樣，所不同者，缺少辮子和有時穿穿洋服而已”，用“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的比喻來說明“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
就是這樣，魯迅以“遊光”、“豐之餘”、“葦索”、“旅隼”、“孺牛”、“虞明”等20多個筆名發表了大量的雜文，在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甚至也“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由此足可見這些雜文影響之大。後來，魯迅就把在這段準許“談風月”時期發表的雜文收集在一起，編成一本雜文集《準風月談》。
翌年，《申報》副刊《自由談》受到的壓力更大、檢查更嚴了，先前的編輯黎烈文“真被擠軋得苦……終於被擠出了”（《花邊文學·序言》）。但是，魯迅繼續變換筆名給《申報》副刊《自由談》寫了大量的雜文，同時也擴大了投稿範圍，給《中華日報》副刊《動向》等寫了大量的雜文，後來收入雜文集《花邊文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