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1日，魯迅給《申報》副刊《自由談》寫了一篇雜文《崇實》，署名“何家幹”，從此開始“平均每月八九篇”地給《自由談》副刊寫“自由談”的雜文。在國民黨反動派黑暗統治的上海，是不可能有言論的自由的，“自由”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事實常沒有字麵這麼好看。例如這《自由談》，其實是不自由的，現在叫作《自由談》，總算我們是這麼自由地在這裏談著。”（《偽自由書·崇實》）
《申報》是上海頗有名氣和影響的報紙。不過，魯迅以前倒從來沒有給它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給它投稿。頭年年底，鬱達夫告訴魯迅，《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是剛從法國回來的，人生地不熟的集不起稿件來，請魯迅為《自由談》寫幾篇稿子。魯迅“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二是為了向人們呐喊，魯迅便開始給《自由談》寫稿子。魯迅筆鋒犀利，一篇篇雜文切中時弊，恰似匕首投槍向黑暗的社會刺去，一篇篇文章替廣大人民群眾說話，自然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
在一篇題為《電的利弊》一文中，“何家幹”一針見血地指出：“上海有電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頃又醒，則又受刑……福人用電氣療病，美容，而被壓迫者卻以此受苦，喪命也。”在另一篇題為《〈殺錯了人〉異議》一文中，“何家幹”毫不留情地揭露：“隻要看現在的軍閥混戰就知道。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隻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於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一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
就是這樣，魯迅的雜文，論時事不留情麵，砭錮弊常取類型，因而讓國民黨反動統治當局及其禦用文人惱怒，就像患上瘡疽者看到病理圖時，或某甲看那瘡有些相像，或某乙看那疽有些相同，於是便向魯迅發起惡毒的攻擊，必欲製畫病理圖者於死命。在專製政治下是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的，到5月下旬，《自由談》受到了各方麵的壓力，將《自由談》編輯黎烈文撤掉了，魯迅就連不自由的“自由談”也不能再談了。後來，魯迅就把在這段偽自由時期發表的雜文收集在一起，編成一本雜文集《偽自由書》。
1933年5月25日，《自由談》刊登一篇啟事：“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國民黨反動統治當局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老牌風月文豪搖頭晃腦的高興了一大陣，講冷話的也有，說俏皮話的也有，連隻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也翹起了它尊貴的尾巴。”但是，“想從一個題目限製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準風月談·前記》）殊不知新上任的《自由談》編輯張梓生是魯迅的老相識，而廣大讀者又都喜愛魯迅那種痛擊時弊的文章，從6月起，魯迅不斷變換筆名，重新開始給《自由談》寫稿，不過文章寫得更隱晦，瞞過檢查機關的檢查，繼續發表大量的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