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準備出版自己翻譯的法捷耶夫《毀滅》和曹靖華翻譯的綏拉菲摩維支《鐵流》的過程中，需要大量搜集插圖，偶然在《版畫》（Graphika）雜誌上看見登載有畢斯凱來夫刻的《鐵流》故事的木刻畫，便寫信托旅居莫斯科的曹靖華搜集蘇聯的這些木刻作品。曹靖華幾經周折會見了畢斯凱來夫，終於搜集到了他的有關《鐵流》的木刻畫。為避免途中丟失，曹靖華給魯迅分別寄來了同樣的兩份。曹靖華告訴魯迅，這些木刻版畫的價值可是不小，不過不用魯迅付款，因為蘇聯木刻家說印畫最好是用中國紙，隻要給他寄去一些中國紙就行了。
魯迅拿起那些印著《鐵流》畫的紙來看，果然都是中國紙，而這種紙是上海叫“抄更紙”的一種“再生紙”，就是將紙質較好的碎紙再做成紙張，這種紙在中國除了做帳本、開發票、寫帳單之外，就沒有什麼更好的地方用它了。魯迅買了許多中國字畫用的各種宣紙及日本紙寄去，告訴曹靖華如果送給畢斯凱來夫還有剩餘，就送給別的木刻家。結果，此舉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獲，曹靖華又寄來了幾十幅木刻作品，不僅有畢斯凱來夫的，還有克拉甫兼珂、法複爾斯基、保夫理諾夫、岡察羅夫等人的作品。還有一卷被郵局給弄丟了。
過了些日子，魯迅又寄去一包宣紙，三個月之後，意外地收到了比上次更多的作品，不僅有莫斯科木刻家法複爾斯基、畢珂夫的，還有列寧格勒木刻家莫察羅夫、希仁斯基、波查日斯基、亞曆克舍夫、密德羅辛的作品。
魯迅從這些木刻畫裏看到了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的新事業、偉大成就、偉大藝術，從中也得到了一種新的藝術觀，因而喜愛上了蘇聯木刻藝術。他想，能夠收藏蘇聯原版木刻畫百餘幅之多的，在中國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人了，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裏，上次在上海戰事中就險些被戰火奪去，而今人生無定幾乎不及薤上露，萬一日後有什麼散失，覺得比失去生命還可惜的，豈不辜負了那些木刻家！為了拋磚引玉，針砭中國藝壇的病態，推進中國木刻和版畫藝術的發展，他特意選取60幅印了一部《引玉集》（1934年）。
魯迅和木刻者們所麵對的環境是極端惡劣的，有禦用文人“藝術家”和“幫閑們”的攻擊，“現在隻要有人做一點事，總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來非難的”，而且，還有國民黨反動派的重壓，當時凡是搞木刻者都是犯罪似的，甚至有以弄版畫的人就是共產黨來看待的。魯迅認為：“人是進化的長索子上的一個環，木刻和其他的藝術也一樣，它在這長路上盡著環子的任務，助成奮鬥，向上，美化的諸種行動。至於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後究竟怎樣呢，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答複。也許永久，也許滅亡。但我們不能因為‘也許滅亡’就不做，正如我們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卻還要吃飯也。”（複唐英偉信）魯迅從黑暗中看到了未來的光明。他說：“目前的中國，真是荊天棘地，所見的隻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藝上，僅存的是冷淡和破壞。而且，醜角也在荒涼中趁勢登場，對於木刻的紹介，已有富家贅婿和他的幫閑們的譏笑了。但曆史的巨輪，是決不因幫閑們的不滿而停運的；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引玉集〉後記》）
除了出版木刻畫集之外，魯迅還舉辦木刻展覽和培訓班。1930年10月，在北四川路借用日本店樓舉辦了版畫展覽會。1931年8月，內山完造的弟弟、藝術家嘉吉來到上海，魯迅敦請他教授木刻藝術，嘉吉欣然在百忙中抽出了幾天時間義務教學生木刻術，魯迅親自當翻譯。1933年10月，在北四川路千愛裏舉辦了木刻展覽會。這次展出比上次內容更豐富，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魯迅站在大陸新村寓所的樓窗前，望見隔牆的千愛裏展覽會那川流不息的參觀人群，有時喜不自禁地還要從寓所裏跑出來到會場去照料一下。
魯迅對中國木刻藝術的倡導、培植、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直到逝世前十天，他還扶重病前往青年會看“全國木刻展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