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時，她從書本上抬起頭來，見他無論在做什麼家務，或是木樁似的陪坐一邊，都像是自己沉默的影子。八平方米的小屋裏，沒有一點生氣，像是一個深深的幽暗洞穴，她的汗毛竟會直立起來，人變得有點歇斯底裏。一次，她拿起桌子上的一個玻璃杯，向地上摔去，嘩地碎了，孫蔚然沒有吱聲，趕緊拿掃把掃去一地的碎屑，掃得差不多了，他抬起頭來，滿目乞憐之色：
“安怡，你要是心裏不痛快，以後你就罵我，打我，千萬不要再摔東西……”
她真火了：“我摔掉一個杯子，就換來你這一句話嗎？”
他急得臉上由灰轉紅，由紅轉白，聲音裏竟蒙上了一層顫顫的哭意：
“你要我講什麼好呢，我孫蔚然……這輩子能娶上你這樣的女人，還有什麼……可講的呢？”
她聽了，一下變得啼笑皆非。
一年後，孩子呱呱下地了，這是一個在雙方意料之外的兒子，取名清河。
一個星期後，農場搞戰備疏散，凡是原籍在農村的就業人員，一律遣返回原籍，結了婚的女方隨男方走。盡管前方莫測難料，安怡對清河也沒有什麼留戀難舍，她需要告別的隻是鄭荔。
後者找了一個勞教就業人員，此人原是北京一家大工廠的技術員。“文革”初期，隨同事們一起給領導貼大字報，柿子揀軟的吃，領導一翻檔案，知他出身不好，便殺雞給猴看，將他打成了故意搞渾階級陣營的“遊魚”，又將其送來了清河。在確定關係之前，鄭荔領他到了安怡家裏幾次，安怡見他人長得挺精神，談吐之間頗有修養，且學工的出身，要做個什麼事，手腳都靈活，便在鄭荔七上八下的心裏，畫了一個圓。眼下，他們正籌備結婚……
說是告別，其實就是兩人抱成一團，哭作一堆。想起去了新疆後便再沒有了音信的孟白鴿，更有了生離死別之感。安怡帶著一雙哭得腫成紅桃似的眼睛，上了小四輪的拖鬥，接過丈夫手裏嗷嗷待哺的兒子，撩開衣衫就給他喂奶……一家三口人，還有全部的家當，都在這小小的拖鬥上。
在路上顛簸了一天後，安怡的一身骨頭架都要散了。由丈夫押運行李，她則帶著孩子，又坐了九個小時的長途客車，三個多鍾頭的馬車，才到了孫蔚然的老家。這是冀西北靠近內蒙的一個縣，他莊上離縣城還有50多裏地。
一路上，對於農村生活的艱苦，安怡已作好了思想準備，可她打小生活在北京，從未到過農村。在她的概念裏，天下最苦的地方莫過於勞改、勞教農場了，在清河自己都有飯吃，在農村哪能苦得沒飯吃呢？
她也沒往日後的政治處境上多想想，在清河五年，尤其是留場就業以後，她已經習慣了一種不平等中的平等，不自由裏的自由，前者是和外部世界比，後者則體現在與她有同樣身份的人們之間。現在既然走出了專政機關的高牆大院，回到了孫蔚然思之念之的家園，自己能享用的平等與自由，雖不說會比清河更多，可總不至於比清河更少……
安怡啊，遠不及中國農民們的政治眼光。打“土改”後一回回階級鬥爭，尤其是經過“文革”的錘煉，往日溫情脈脈的宗族聯係，野草牛皮般堅韌的宗法紐帶，早就成了遙遠的絕響。在這眼光下，好似一個跳蚤黑一點，幾個跳蚤黑一堆，有幾個人能不赫然於臉，憤然於胸呢？
孫蔚然的父親是老富農，母親自然是富農婆。他唯一的哥哥是曆史反革命，原判刑十六年，後因為嚴重的肺氣腫，辦了保外就醫，就醫談不上，隻能在家裏等死。孫蔚然又是曆史反革命，她本人，農場裏轉過來的材料是“洋妓，有流氓行為”。
也許農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在這一點上表現了鮮明的差異，在口頭性文學很是發達的農村，農民們大多數從骨子裏並不反對性事上的偷雞摸狗，隻要偷到的不是自己的老婆。倘若不動真格的，白天在田頭場院，幾個女的抱住一個男人，或是幾個男人放倒一個女人，捏她幾下，摸她一把，也是一大快事。既然如此，農民們搞不清楚什麼叫做“流氓行為”，更不知何謂“洋妓”。
猶如鄉間在眾多的菩薩裏隻認玉皇、關公、灶王爺等幾個菩薩，在中國眾多的政治帽子裏，他們隻認“地主”、“富農”和“反革命”……
莊上人，給了安怡一個不合邏輯卻合鄉俗的稱呼：小富農婆。
每天晚上，一家六口人，有四口得去村裏接受批鬥。一排瑟瑟縮縮、腰弓成蝦米的階級敵人裏，丈夫家占了40%，若不是大隊書記看有一個在床上爬滾的孩子，要安怡留在家裏，一村的階級敵人裏，一家人便占了一半……
因為有過一番“洋妓”的遭際，安怡的臉皮，已經有了足夠的厚度，去抵禦這份政治上的壓抑。生活上遠超出她想象的嚴酷與艱辛，卻讓她有了一股與日俱生、越來越強烈的犯罪感。
隊裏給的基本口糧有限，主要得按工分給糧。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拚死拚活做，一年下來能有多少糧食？這糧食給的多是紅高粱麵，粗礪，發粘，特別不容易熟，村裏人都用來貼餅子吃。怕清河消化不了，餅做得薄薄的，中間卻還是硬生生的。於是將上麵熟了的撥下來，中間的給碾碎了，再熬粥喝。即便如此，兒子吃了也消化不了，常常腹脹得在炕上打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