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後，我在北京念書，住在三叔家裏。每天早晨去上學，下午課畢回家。有一天，天氣很冷，黑雲低壓的懸在空中，似有雪意。枯樹枝蕭蕭作響，幾片未落盡的黃葉紛紛揚揚的飛墜地上。我匆匆忙忙的趕回家。一進門，看見有一擔行李，放在門房口，便問看門的李升道：“是誰來了？”李升道：“一個不認識的老頭子，剛由南邊來的，好象是老爺的親戚。”
我把書包放在自己房裏，脫了大衣，便到上房。一掀開門簾，便使我怔住！和三叔坐著談的卻是五老爹，十年未見的五老爹！他的神情體態宛然是十年前的五老爹，長長的身材，長長而不十分尖瘦的臉，汚黃的白布襪，靑緞的厚底鞋，慈惠而平正的雙眼，柔和的微笑，一點也沒有變動，隻是背脊是更弓彎了些。他見了我也一怔，隨笑著問道：“是一官麼？十年不見，成了大人了，樣子全變了，要是在路上撞見，我眞要不認識了呢。隻是鼻子眼睛還是那樣的。”
屋裏旺旺的燒著一大盆火，五老爹還隻是說：“北京眞冷呀！冷呀！”三叔道：“五老爹的衣裳太薄了，要換厚的，棉鞋棉襪也一定要去買，這樣走出去，要生凍瘡的。”
五老爹還是那樣的健談。在晚上的燈光底下，他說起，在家裏是如何的生活艱難，萬不能再不出來謀生，而謀生卻隻有北京的一條路。他說起，他的動身前籌備旅費是如何的辛苦，東乞求，西借貸，方才借到了幾十塊錢。他又說起，一路上是如何的困苦難走，北邊話又不會說，所遇到的腳夫、車夫、旅館接客，是如何的刁惡，如何的善於欺壓生客。由晚飯後直說到將近午夜，還不肯停止。還是三叔說道：“五老爹路上辛苦，不早了，先去睡吧。李升已把床鋪理好了。”五老爹走到房門邊，把門一推，一陣冷風，卷了進來，他打了一個寒噤，連忙縮了回去，說道：“好冷，好冷！”三叔道：“五老爹房裏煤爐也生好了。睡時千萬要當心，窗戶不要閉得密密的。煤毒常要熏壞了人。”五老爹道：“曉得的。”三叔又給他一條厚圍巾把他脖子重重圍了，他方才敢走出天井，走到房裏。
他的房間在我的對麵，也是邊房，本來是做客廳的，臨時改做了他的臥房。第二天，他起床時，太陽已輝煌的照著。天井裏，屋瓦上，棗樹上，階沿上，是一片的白色。太陽照在雪上，反映出白光，覚得天井裏格外的明亮。他開了門，便叫道：“啊，啊，好大的雪！”
這一天，他又和三叔談著找事的問題。三叔微微的蹙著雙眉，答道：“近來北京找事的人眞多，非有大力量，大靠山，眞不容易有事。二舅在這裏近兩年了，要找一個二三十塊錢一月的錄事差事，也還找不到呢。”
五老爹默默的不言。他在北京直住到半年，住到北京的殘雪早已消融完盡，北河沿和東交民巷邊界的垂楊，已由金黃的絲縷而變成粗枝大葉，白楊花如雪片似的在空中亂舞時，他方才覚得希望盡絕，不得不收拾行李回家。在漫長的冬天裏他隻是縮頸的躱在火爐邊坐著。太陽輝煌的照著，而且一點風也沒有，這時，他才敢拖了一把椅子坐在階沿曬太陽。天色一陰暗，一有風，他便連忙躱進屋來，一步也不敢離開火爐邊。剛開了門，一陣冷風便虎虎的卷了進來，他打了一個寒噤，叫道：“好冷，好冷！”又連忙縮回火爐邊去。
一到了晚上，他更非把炎炎旺旺的白爐子端放在他房裏不可。三叔再三的吩咐他，把房子烘暖後，爐子便要端出門外去；要放爐子在房裏，窗戶便要開一扇。煤氣是很厲害的；一冬總要熏死不少人。他似聽非聽的，每夜總是端了燒得炎炎旺旺的白爐子進屋，不再放它出門，窗戶總是閉得嚴嚴密密的。好幾天不曾出過什麼毛病。
有一夜，我在半夜中醒來，仿佛有什麼東西在呻吟，那重濁而宏大的呻吟聲，不似人類發的，似是馬或駱駝的呻吟，或更似建幕於非洲絕漠上時所聞的獅子的低吼。我驚了一跳，連忙凝神的靜聽，淸淸楚楚的，一聲聲都聽得見，這聲音似從對房發出的。我穿了衣，披了大氅，開了門出去，叫了幾聲：“五老爹，怎樣了？怎樣了？有病麼？”他一聲都不答。我推了推門，是閂著的，便去推他的窗子。窗子還沒有關閉著。我把窗一推，一股惡濁的煤氣由房裏直衝出來，幾乎使我暈倒。這時，三叔也已聞聲起來了。我們由窗中爬進，把門開了，房裏是煙霧瀰漫的。五老爹不省人事的躺在床上呻吟著。合家忙碌碌的救治他，把他擡到天井裏使他呼著淸新的空氣，李升又去盛了一大碗酸菜湯來，說是治煤毒最好的東西，用竹筷掘開他的牙齒，把酸菜湯灌了進去。良久，他才歎了一口氣而複活了，叫道：“好難過呀！”
足足的靜養了五天，他才完全複原。自此，他乃浩然有歸意。挨過了嚴冬，到了白楊花如雪片似的在空中亂舞時，他便眞的歸去了。送他上東車站的是三叔和我。行李還是輕飄飄的來時的那幾件，隻多了身上的一件厚棉袍，足上的棉鞋、棉襪。
五年後，在故鄉，我們又遇見了幾次，是最後的幾次。他一聽見我回來了，便連忙趕來看我。還宛然是五年前的五老爹，十五年前的五老爹，三十年前的五老爹，神情體態都一點也不變，隻是背脊更弓彎了些。
他依然是健談，依然是刺刺不休的訴說他的貧況，依然是微笑著。但身上穿的卻是十五年前的衣服，而非厚的棉衣，足上穿的卻是十五年前的汚黃的布襪，靑緞的厚底鞋，而非棉襪棉鞋。他歎道：“窮得連衣服都當光了。有幾個親戚每月靠貼一點，但夠什麼！”
第三天，二舅母來時，她說，五老爹托她來說，如果寬裕，可以資助他一點。我實在不寬裕，但我不能不資助五老爹。三十年來，他是第一次向我求資助。
我帶了不多的錢，到他家裏去拜望他。前麵是一間木器店，他住在後進，隻有兩間房子，都小得隻夠放下床和桌子。他請我在床上坐，一會兒叫泡茶，一會兒叫買點心，殷勤得使我不敢久坐。我把錢交給了他，說道：“這次實在帶得不多，請五老爹原諒。以後如有需要時，請寫信向我要好了。”他微笑的謝了又謝。
第二天早晨，他又跑來了，說道：“我還沒替你接風呢。今午到我家裏吃飯好麼？”我剛要設辭推托，不忍花他的錢，他似已知道我的意思，連忙道：“你不厭棄你五老爹的東西麼？五老爹在你少時也曾買糖人糖果請你，你還記得麼？菜都已預備齊了，一定要來的。不來，你五老爹要怪你的。”我再也不能說得出推辭的話，隻好說道：“何必要五老爹多破鈔呢！”
這一頓午飯，至少破費了我給他的三分之一的錢。他說：“聽說你喜歡吃家鄉的鮑魚海味，這是特別趕早起去買來的，你吃吃看。”又說道：“這鷄是你五老爹親自燉的，你吃吃看，味兒好不好？”我帶著說不出的酸苦的情緒，吃他這一頓飯，我實在嚐不出那一碗一碗的豐美的菜的味兒。
我回到上海後，五老爹曾有一封信來過，說道，這二三月內，還勉強可以敷衍，希望端午節時能替他寄些款去，多少不拘。然而端午節還沒有到，而五老爹已成了古人了。我寄回去的卻是奠儀而不是資助啊，我不忍思索這些過去的淒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