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實證明了他們情報的真確不假。有一個早上，與董修甲相遇，我在罵漢奸，他也附和著。但第二天，他便不來上課了。再過了幾天，在報上知道他已做了偽官。
張素民也總是每天見麵，每天附和著我的意見，但不久，也便銷聲匿跡，之後，也便公開的做了什麼“官”了。
還有一個張某和陳柱，因受偽方的津貼，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陳柱(這個滿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東西)“走馬上任”,張某被友人且勸且迫的到了香港發表“自首文”時，我也才覺得自己是被騙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與對於知識分子的過分看重啊!學生裏麵也出現“奸黨”。好在他們都是“走馬上任”去的，不屑在學校裏活動；也不敢公開的宣傳什麼,或有什麼危害。他們總不免有些“內愧”。學校裏麵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雖然是兩遷三遷的，校址天天的縮小，但精神卻很好，很親切，很溫暖，很愉快。
青年們還在舉行“座談會”什麼的，也出版了些文藝刊物；還做著民眾文藝的運動，辦著平民夜校。和平時沒有什麼不同，隻不過多帶著些警覺性。可愛與驕傲，信仰與決心，交織成了這一時期的青年們活動的趨向。
我還每夜都住在外麵。有時候也到古書店裏去跑跑。偶然的也挾了一包書回來。借榻的小室裏，書又漸漸的多起來。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隻是十分小心的警覺著戒備著。
有一天到了中國書店，那亂糟糟的情形依樣如舊。但夥計們告訴我：日本人來過了，要搜查《救亡日報》的人；但一無所得。《救亡日報)的若幹合訂本放在陰暗的後房裏，所以他們沒有覺察到。搜查時，汪馥泉恰好在那裏。日本人問他是誰。他穿著一件藍布長衫，頭發長長的，長久不剪了，答道：“是夥計。”也真像一個古書店的夥計，才得幸免。以後，那一批“合訂本”便由汪馥泉運到香港去。敵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國書店過，虧得那一天我沒有在那裏。
還有一天，我坐在中國書店，一個日本人和夥計們在閑談，說要見見我和潘博山先生。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個夥計偷偷的問我道：“要見他麼?”我連忙搖搖頭。一麵站起來，在書架上亂翻著，裝著一個購書的人。這人走了後，我向夥計們說道：“以後要有人問起我或問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長久沒有來了一類的話。”為了慎重，又到漢口路各肆囑咐過。我很感謝他們，在這悠久的八年裏，他們沒有替我泄露過一句話，雖然不時的有人去問他們。
隔了一個多月，好像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會發生，我才再住到家裏去。夜一刻刻的黑下去。有人在黑夜裏堅定的守著崗位，做著地下的工作；多數的人則守著信仰在等待天亮。極少數的人在做著喪心病狂的為虎作依的事。
這戰爭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識”;也使民族敗類畢現其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