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興的情緒為之冰結，隨意的問道：“都是這一類的麼?”
“印了舊樣的銷不出去，所以這幾年來，都印的是這一類的。”
我不能再說什麼,隻揀選了比較還保有舊觀的三盒詩箋而出。
懿文齋沒有什麼新式樣的畫箋，所有的都是光、宣時所流行的李伯霖、劉錫玲、戴伯和、李毓如諸人之作，隻是諧俗的應市的通用箋而已。故所畫不離吉祥、喜慶之景物，以至通俗的著色花鳥的一類東西。但我仍選購了不少。
第三次到琉璃廠，已是九月底；那一天狂飆怒號，飛沙蔽天；天色是那樣慘澹可憐；頂頭的風和塵吹得人連呼吸都透不過來。一陣的風沙，撲臉而來，趕緊閉了眼，已被細塵潛入，眯著眼，急速的睜不開來看見什麼。本想退回去。為了像這樣閑空的時間不可多得，便隻得冒風而進了城。這一次是由清秘閣向東走。偏東路北，是榮寶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箋肆，仿古和新箋，他們都刻得不少。我們在那裏，見到林琴南的山水箋、齊白石的花果箋、吳待秋的梅花箋，以及齊、王諸人合作的壬申箋、癸西箋等等，刻工較清秘為精。仿成親王的拱花箋，尤為諸肆所見這一類箋的白眉。半個下午便完全耗在榮寶齋，外麵仍是卷塵撼窗的狂風。但我一點都沒有想到將怎樣艱苦地冒了頂頭風而歸去。和他們談到印竹箋譜的事，他們也有難色，覺得連印一百部都不易動工。但仍是那麼遊移其詞地回答道：“等到要印的時候再商量罷。”
我開始感到刷印箋譜的事，不像預想那麼順利無阻。歸來的時候，已是風平塵靜。地上薄薄地敷上了一層黃色的細泥，破紙枯枝，隨地亂擲，顯示著風力的破壞的成績。
從榮寶齋東行，過廠甸的十字路口，便是海王村。過海王村東行，路北，有靜文齋，也是很火的一家箋肆。當我一天走進靜文的時候，已在午後。太陽光淡淡地射在罩了藍布套的桌上。我帶著怡悅的心情在翻箋樣簿。很高興地發見了齊白石的人物箋四幅。說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調都臻上乘。吳待秋、湯定之等二十家合作的梅花箋也富於繁賾的趣味。清道人、姚茫父、王夢白諸人的羅漢箋、古佛箋等，都還不壞，古色斑斕的彝器箋，也靜雅足備一格。又是到上燈時候才歸去。
靜文齋的附近，路南，有榮祿堂，規模似很大，卻已衰頹不堪。久已不印箋。亦有箋樣簿，卻零星散亂，塵土封之，似久已無人顧問及之。循樣以求箋，十不得一。即得之，亦都暗敗變色。蓋擱置架上已不知若幹年。紙都用舶來之薄而透明的一種，色彩偏重於濃紅深綠；似意在迎合光、宣時代市人們的口味，肆主人須發皆白，年已七十餘，唯精神尚矍鑠。與談往事，娓娓可聽。但搜求將一小時，所得僅縵卿作的數箋。於暮色蒼茫中，和這古肆告別，情懷殊不勝其淒愴。三易稿而後定的。宋版書多附刊刻工姓名，明代中葉以後，刻圖之工，尤自珍其所作，往往自署其名，若何鈐、汪士珩、魏少峰、劉素明、黃應瑞、劉應祖、洪國良、項南洲、黃子立，其尤著者。然其後則刻工漸被視為賤技；亦鮮有自標姓氏者。當此木板雕刻業像晨星似的搖搖將墜之時，而複有此一番表彰，殆亦雕版史末頁上重要的文獻。
淳菁閣的刻工，姓張，但不知其名。他們說，此人已死，人皆稱之為張老西，住廠西門。其技能為一時之最。我根據了張老西的這個諢名，到處的打聽著。後來還是托榮寶齋查考到，知道他的真名是啟和。鬆華齋的刻工，據說是專門為他們刻箋的，也姓張。經了好幾次的追問，才知道其名為東山。靜文齋的刻工，初僅知其名為板兒楊；再三地懇托著去查問，才知道其名為華庭。清秘閣的刻工，也經了數次的訪問後，方知其亦為張東山。因此，我頗疑刻工與製箋業的關係，也許不完全是處在雇工的地位；他們也許是自立門戶，有求始應，像畫家那個樣子的。然未細訪，不能詳。
榮寶齋的刻工名李振懷，懿文齋的刻工名李仲武，鬆古齋的刻工名楊朝正，成興齋的刻工名楊文、蕭桂，出都頗費懇托，方能訪知。至於榮祿、寶晉二家，則因刻者年代已久，他們已實在記不清了，姑缺之。刻工中，以張、李、楊三姓為多，頗疑其有係屬的關係，像明末之安徽黃氏、鮑氏。這種以一個家庭為中心的手工業是至今也還存在的。
刷印之工，亦為製箋的重要的一個步驟。因不僅拆版不易，即拚版、調色，亦熬費工夫。惜印工太多，不能一一記其姓名。對此數冊之箋譜，不禁也略略有些悲喜和滄桑之感。自慰幸不辜負搜訪的勤勞，故記之。
193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