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初春時，上海的造反派奪取政權之後，成立了一個叫作“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機關。他們集體創作了一封給毛主席的致敬信，是這麼寫的：我們，上海和外地在滬的全體革命造反派，含著激動的熱淚，捧著紅彤彤的語錄本向您老人家報喜來了！我們把舊上海市委、市人委砸爛了！
上海人帶了一個敢想敢幹的頭，全國的造反派奮起響應。整個春天，一直延續到夏天，我們縣裏的“砸爛”聲不斷，學校、機關、工廠、農村公社和大隊，都在挖空心思地奪權。
而後，為了誰來執掌新的政權的問題，造反派們打起來了。各派之間先是開罵，再是動手，敲玻璃、砸桌椅板凳、登房掀瓦、舞棒弄刀，最後衝擊人武部，拖出了槍炮彈藥，真槍實彈地對幹。他們自己管這樣的行動叫“文攻武衛”。
有一天傍晚，菜場附近發生了槍戰，子彈劈啪炸響，廁所裏的鴿子們嚇得咕咕咕一個勁叫喚。外婆是從戰亂年代活過來的，比較有經驗，她招呼我們不準靠近窗戶，怕有流彈飛進來打著了人。天黑之後，她也不準我們開燈，我們一家摸黑坐在飯桌上稀溜溜喝完了她匆忙煮出來的粥。事後才知道，那場槍戰，總共死了十來個紅衛兵，都是高中生。
從那之後，圈圈最怕提到“文攻武衛”這幾個字。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他正在號啕大哭也好，倒地打滾也好，拒絕吃飯提出許多無理要求也好，隻要有人在他耳邊輕輕一句：“文攻武衛來了！”他的哭聲會戛然而止，乖乖地從地上爬起來，乖乖地洗臉刷牙，穿衣吃飯。他一點兒都不知道“文攻武衛”其實是一個詞，不是一個人。他是從大人嚴肅的麵容中、謹慎小心的說話中，明白了我們這個世界上存在著惡魔。
曹叔叔的母鴿子始終沒找著。他的神情變得更陰鬱，從早到晚都不跟鄰居說一句話。他從小販手裏買來一袋麵包蟲，一隻一隻地托在手心裏，讓他的鴿子們輪流飛落過來啄食。麵包蟲比廁所裏的蛆蟲略微長一點兒，粉紅色，有尖尖的腦袋和屁股，蠕動起來會團成一個粉紅色的肉球球，很惡心。當它們成百上千地擠在一個紙包裏的時候，看一眼頭發就發麻。我不明白曹叔叔怎麼樂意跟如此醜陋的東西打交道。
有一天我對他說：“那隻鴿子不是受傷了，是被人偷走了。”
他不動聲色地瞥了我一眼：“我的鴿子認家。它能夠從北京飛回來。”
“偷它的人不會放它飛，養著它生蛋就可以。”
他把一隻麵包蟲拈在手指尖，任它蜷曲掙紮。
其實他不是沒想到有這種可能性，他不願意承認就是了。良種信鴿落到別人手裏，為人家繁衍後代，這個事實會令他崩潰。
齊小如和趙衛星來院子裏找我玩。他們新學會了一種遊戲，叫“拍畫兒”，就是把香煙殼子疊成三角形，看誰能把對方的那個拍得翻一個麵。玩了幾盤之後，我琢磨出門道了：香煙殼的分量很重要，拍在地上的力道也很有講究。趙衛星力氣大，他每次拍下一張煙殼子，都會有“啪”的一聲響，聽著很鼓舞人，其實隻把對方的煙殼震出去一巴掌遠，並不能掀翻它。要想翻人家的煙殼，得用巧勁，拍下去的時候有一個角度，帶出一股斜風。
玩了一個下午，我贏回了五個香煙殼。下回再跟他們玩，我就有了本錢。
我想起去年夏天被紅衛兵抄家捆走的那些《電影畫報》，那是我媽攢了好幾年的寶貝。畫報的紙張又硬又滑，要是疊成三角形，去拍他們的香煙殼，那才過癮。
我媽一直沒有給嬰兒取名字，她說要等爸爸回來商量一下。當初我和圈圈的名字都是他們隨便取的，輪到妹妹，他們忽然就成了認真負責的家長，這讓我很鬱悶。
嬰兒身上的粉紅色慢慢褪去，變得白嫩，眼睛睜開來是湛藍色，清亮清亮的。媽媽把她稍微豎起來一點兒，讓她的小臉蛋對著我和圈圈：“寶寶看一看，這是你的大哥哥，這是你的二哥哥。”
可我知道嬰兒剛生下來是看不見世界的，我在一本《簡明衛生手冊》上讀到過。
媽媽慫恿我試著抱一抱嬰兒，可我不敢。嬰兒的身體軟得像豆腐，手指頭戳一下都能搗出一個洞，如果我不小心把她傷著了，我媽肯定會當場吃了我。
圈圈很會拍馬屁，他把自己的餅幹省下來，熱情洋溢地送去給妹妹吃。其實圈圈很狡猾，他知道妹妹除了吃奶不吃別的東西才這麼做，等妹妹長到一周歲，會吃餅幹了，恐怕他死活都不肯開這個口。
城裏開始流傳一個令人恐怖的消息：有一個叫作“五湖四海”的組織，殺人劫舍，挖心肝摳眼睛，卸胳膊鋸腿，總之比從前的土匪還凶殘，正在從遙遠的地區形成，沿著長江流域掃蕩過來，家家戶戶難逃劫運。
人心惶惶。武鬥的硝煙還沒有散盡，現在又出來了“五湖四海”，這日子怎麼過啊？很多人家幹脆抱了必死的念頭，到商店排隊，把肉票和副食品票統統換成實物，吃下肚裏再說。人死了票還沒用完，那才叫不值。還有人家請了木匠回去，加固門窗，趕做頂門杠。雜貨店裏的擀麵杖、笤帚棍、晾衣竿和菜刀鍋鏟都被搶購一空，拿回家備作武器。每天一到下午四點鍾，街麵上已經是空空蕩蕩，都躲回家中了，再膽大的人也不敢單個兒出門走路。
“五湖四海”的人到底什麼樣子呢？誰都沒有見過。沒有見過比見過更可怕。在人們的傳言裏，那些人身高丈二，豹頭虎臉，紅眉毛綠眼睛，飛簷走壁，張弓射箭，專門割人的喉嚨，一刀子見血。可憐的城裏人，把古書中看到的、故事裏聽到的，腦子裏能夠想象出來的，一股腦兒加到“五湖四海”這幫人的身上，自己給自己造出了可怕的幻象。
我們那個院子裏，每個人家都研究出了好幾套“備戰”方案。曹叔叔是把菜刀磨亮了枕在枕頭下。對麵的張局長家，在門框後麵吊了一包石灰，匪盜進門，先迷瞎他們的眼睛再說。煤球店裏的老王伯伯每晚都不封爐火，把煤球燒紅了備著，期望能頂上手榴彈用。
外婆采集眾人之長，把別家的方案一一在我們家裏落實。她並且自創了一招：上街買來幾個熱水瓶，每晚臨睡前灌滿開水，整齊排列在門口，人若犯我，每隻水瓶扔出去都是一發炮彈。
媽媽埋怨我爸，罵他當年為什麼要聽信蠱惑參加那個倒黴的“三青團”？若不是如此，他現在也不會在牛棚裏關著，我們家裏也不會單留下老老小小擔驚受怕。“現在好，他一個人逍遙自在了，我們這個家裏一個男人都沒有了。”
我建議說，我們家裏可以請一個男人回來。
“別說孩子話，這種時候，誰家不是自顧不暇？”
“有啊，”我說，“我們請貓眼叔叔。”
貓眼叔叔一手拎著他的鋼絲折疊床，一手拎著藤皮箱。我的肩上背著一隻紅紗線和藍紗線交叉編織的網袋，網袋裏裝著鋁飯盒、圓鏡子、熱水瓶，還有幾本書。圈圈先是空著兩隻手，後來他覺得這樣不好，死活要我分給他一樣東西拿著，我就把網袋裏的幾本書取出來，讓他抱著走。
我們聲勢浩蕩地把貓眼叔叔的家當搬到我家裏。
外婆昨天已經收拾好了房間，把外屋她和圈圈合睡的那張床暫時搬到裏屋去，和爸媽的大床並排放置。外屋我的單人小床拖到牆角裏，留出中間的一塊空地，給貓眼叔叔支他的行軍床。外婆征求我的意見，問我這樣行不行，我點頭說：“馬馬虎虎吧。”
瞧，因為貓眼叔叔是我請來的，我在家裏的地位無形中得到提高，有了點兒當家主事的意思。
我媽在生完孩子後頭一回走出裏屋。她之前貓在床上坐月子時，頭發亂得像老鴰窩，臉也是洗得馬馬虎虎，身上總有一股奶水和尿水的味。現在她打扮了自己，頭發梳得光溜溜的，臉上擦過雪花膏，很香，身上還特意換了一件出客才穿的春秋兩用格子衫。我喜歡我媽媽打扮清爽的模樣。她幫著貓眼叔叔支床，床上先鋪上薄棉絮，再鋪上藍白格子的床單，最後把一條嶄新的毛巾搭在枕頭上當枕套。我媽說：“家裏條件一般，郭同誌你擔待點兒。”
我媽挺神，才幾分鍾時間，已經問出了貓眼叔叔的姓氏年齡。
貓眼叔叔笑眯眯地點頭，用別別扭扭的普通話回答：“很好，很好。”
我也覺得很好，比他住在地堡裏要強很多。
圈圈在十分鍾內拜訪了院子裏的每一戶人家，逢人就告知：“我家的叔叔會吹我家的表叔。”
沒有人聽得懂他說些什麼。但是每個人都會順嘴問他：“哪兒來的叔叔啊？”
圈圈回身一指我：“問小米。”
這個問題要由我來答，這是我媽指派的。她怕圈圈說不好，引出鄰居的疑心。經由我的嘴巴說出來的答案是這樣：貓眼叔叔是我爸的大學同學，畢業後留在大學教書，現在是逍遙派，趁學校停課出來走動走動，四處玩玩。
那個時候人分三種：造反派，保皇派，逍遙派。逍遙派是在運動之外遊蕩的人，不批鬥別人，也不被別人批鬥，不上班卻有一份工資可拿，養鴿子的曹叔叔就是其中一個。我把貓眼叔叔說成逍遙派，鄰居們完全認可。
貓眼叔叔大刀闊斧改革了我們家裏的備戰措施。首先是門框上的白石灰取下來了。他說這東西太危險，萬一被家裏人撞上了，掉下來砸個正著，那就是滅頂之災。其次是不再通宵燒著煤球爐。煤球要憑票買，白白燒掉太可惜。最後，他把家裏的每扇玻璃窗都用舊報紙糊嚴了，晚上睡覺關好窗戶，外人要想進攻，看不清房間裏的虛實，下手之前就得掂量掂量。
他還敦請外婆出麵，把院裏各家各戶召集起來開了一個民主協商大會，排出了一周七天的值班表，每晚出一個男人看守院門，有事鳴鑼，其餘人放心睡覺，聽動靜再起身，抗敵於院門外，什麼都不耽擱。
外婆說：“瞧，有個男人就是不一樣！之前我們這一家子像什麼嘛！熱鍋上的螞蟻噢。”
這是我的功勞，我請回了貓眼叔叔。
晚上，一家人其樂融融地圍著桌子吃飯。因為來了客人，稀粥之外，外婆特意攤了兩鍋蔥油餅。把麵粉調成薄漿，擱點兒鹽進去，鐵鍋燒得滾燙，拿草把兒蘸一點豆油沿鍋圈一刷，麵漿沿著鍋邊緩緩倒進，拿鍋鏟攤開，在完全凝固前撒上大把蔥花，再澆一層薄油。餅子烤透了，鏟出來呈一個鍋底形狀，底焦麵軟，油香撲鼻。做這樣的蔥油餅，不費麵，費油。油票每人每月才發四兩，攤一鍋蔥油餅，半兩油沒了，所以外婆輕易不肯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