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世紀末開始，一些原本是皇室外戚的氏族祭祀，逐漸地被納入國家祭祀體係，使得國家祭祀的數目不斷增加，如春日祭、平野祭、園韓神祭、賀茂祭、鬆尾祭、大原野祭等等。延曆二十年（801）五月，桓武朝廷發布太政官符，對於懈怠國家祭祀事及犯有諸禁忌者，依據諸祭祀的重要性，規定了科以祓物的具體種類和數量。在該太政官符列舉出的諸國家祭祀中，除了大忌祭、風神祭、鎮花祭、三枝祭等令製規定的祭祀以外，還有平野祭、園韓神祭、春日祭等源自氏族祭祀的祭事。
平野祭是在平野神社舉行的祭事，每年兩次，時間分別在四月和十月的上申日。根據《延喜式》，平野祭所祭祀的神祇是今木神、久度神、古關神和相殿比賣神四神。其中，今木神是桓武天皇的生母高野新笠的出身氏族——和氏的氏神；久度、古關二神是朝鮮係的灶神。前已敘述，高野新笠是來自朝鮮半島的移民的後裔。平野神社位於平安宮之北（今京都市北區），建於延曆年間，桓武天皇將今木、久度、古關三神合祀，其意圖是祈願其母係的祖神護佑桓武皇統的長久。正是因為如此，《延喜式》規定，桓武的後人無論是王族還是改姓為臣者，都必須參加平野祭。
春日祭是在春日神社（位於今奈良市春日野町）舉行的祭事，於每年二月、十一月的上申日祭祀鹿島神、香取神、枚岡神和比賣神四神。春日祭形成於8世紀後半葉，本是藤原氏的氏族祭祀，9世紀以後成為國家祭祀。平安時代初期的淳和天皇、仁明天皇二代天皇均非出自藤原氏。但是嘉祥三年（850），藤原冬嗣之女藤原順子所生的文德天皇即位，同年九月，春日神社即被稱為“春日大神社”，其地位升至與伊勢神宮、賀茂神社相提並論。貞觀十一年（869）二月，春日祭舉行之時，鹿島、香取、枚岡、比賣四神又被統稱為“春日大神”，護佑“天皇朝廷寶位無動”，“天下平安，風雨隨時，五穀豐登”。
與平野祭、春日祭同樣，被視為平安時代象征性祭祀的還有賀茂祭。在律令製規定中，根據祭祀前的行齋時間長短，國家祭祀被分為大祀、中祀和小祀三級，“一月齋為大祀，三日齋為中祀，一日齋為小祀”。律令製雖然對踐祚大嚐祭的行齋時間作了規定（散齋一月、致齋三日），但對其他祭祀的行齋時間沒有規定。在成立於10世紀的《延喜式》的規定中，踐祚大嚐祭為大祀；祈年祭、月次祭、神嚐祭、新嚐祭、賀茂祭等為中祀；大忌祭、風神祭、鎮火祭、三枝祭、相嚐祭、鎮魂祭、鎮火祭、道饗祭、園韓神祭、鬆尾祭、平野祭、春日祭、大原野祭等為小祀。顯然，賀茂祭的地位高於平野祭、春日祭等。
賀茂祭是於每年的四月中酉日在賀茂神社舉行的祭事。賀茂神社原是賀茂縣主氏的氏社，天平年間（729—749）的末期，賀茂神社分立為上下二社，即上賀茂神社（亦稱賀茂別雷神，位於今京都市北區）和下鴨神社（亦稱賀茂禦祖神社，位於今京都市左京區）。關於賀茂祭的起源，《本朝月令》引用〈秦氏本係帳〉有如下記載：
妋，玉依日子者，今賀茂縣主等遠祖也。其祭祀日乘馬矣。誌貴島宮禦宇天皇之禦世，天下舉國，風吹雨零。爾時，敕卜部伊吉若日子令卜，乃賀茂神祟也。撰四月吉日馬係鈴，人蒙豬影而驅馳，以為祭祀，能令禱祀。因之五穀成熟，天下豐年，乘馬始於此也。
誌貴島宮禦宇天皇是指6世紀的欽明大王。根據上述記載，賀茂祭的起源似乎可以追溯至6世紀，其最初的祭祀形態是人頭戴豬形假麵驅使係有鈴的馬奔跑，以祈願“五穀成熟、天下豐年”。律令製國家成立以後，賀茂神被定為天神之一。但是，賀茂祭並沒有被納入國家祭祀的體係。不過，賀茂祭始終是受到朝廷的關注的。《續日本紀》文武二年（698）三月辛巳條載：
禁山背國賀茂祭日，會眾騎射。
據此可知，7世紀末的賀茂祭，參加人數眾多，而且還繼承了騎馬的傳統活動，祭祀時舉行騎射行事。對於賀茂祭時的聚眾騎射，律令製國家似乎非常不安，下令予以禁止。但是，朝廷對於賀茂祭本身並沒有加以禁斷。文武二年的禁令發布後，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大寶二年（702），文武朝廷再次發令：
禁祭賀茂神日，徒眾會集，執仗騎射，唯當國之人不在禁限。
雖然此次禁令的內容仍然是禁止賀茂祭時的眾人“執仗騎射”，但與文武二年禁令不同的是，賀茂神社所在國——山背國（後改稱為山城國）的民眾沒有在禁限範圍之內。毋庸贅言，賀茂祭的影響力並不隻限於山背國，也泛及其他國。和銅四年（711），元明天皇發布詔令：
賀茂神祭祀日，自今以後，國司每年親臨檢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