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鼎之前，母親極認真地，翻來覆去，揀出番薯米蟲。但是，每頓都要煮一大栲栳，著實難以揀盡。吃飯時，難免會發現幾條煮熟的蟲子，幹癟，煞白，令人作嘔。我隻是皺著眉頭，把它當作篾屑之類的雜物搛出來。唯獨妹妹會尖叫起來，再也不吃了。
然而，隻有番薯米，隻有這些蓬鬆而膩味的番薯米，才能填飽我們的肚子。質量和口味並不重要，數量和體積才是最重要的。
到了顧得了上頓、顧不了下頓的時候，父親也會籌借一些錢，去埔埕糴些番薯米。怎能裝滿那麼大的麻袋？父親順道去他生母家歇腳時，生母口口叫囝，聲聲喚命。千方百計煮了點心之後，還要伺機拿些番薯米，稍稍喂飽那兩條依然饑餓的麻袋—做賊似的。畢竟她不再當家，她家的溫飽也成問題，也怕家人有意見。
八
長期單一的番薯飯，使人有些厭食。“幾時不再吃番薯米，能吃白米飯配鹹帶魚就好了！”這是我爺爺一生的最高企盼。這個可憐的願望，最終也消逝於1976年的寒冬。
我當然也想吃米飯。能吃上米飯，是一種奢求。隻有來了客人，母親才舍得從蓋得嚴實的米桶裏，量出幾管米。烀好。盛在飯缽裏。飯缽顯然是兩重天地，一邊為白米飯，一邊為番薯飯，類似當年的德國，柏林牆的西邊是發達的，東邊是落後的。飯缽雖不存在有形的樊籬，但存在無形的樊籬—大人的監視，家庭的規矩，同樣難以逾越。不過，有的客人會在盛飯時，有意把兩種飯拌和起來，讓有限的米飯與大家共享；有的客人也會在母親為其盛飯之際，搶去飯勺，勻出部分米飯，另外盛些番薯飯。
有時我也會趁盛飯之機，偷偷刮些米飯，埋進碗底，蓋過番薯米，把臉貼近碗麵，小心運作手中的箸，撥出幾粒米飯，配番薯米飯。母親不覺莞爾，或瞪一眼，或努一嘴。這是她對我的警告，也是掩飾她內心的尷尬。
客人離桌後，母親即把剩餘的米飯抖動蓬鬆了，均分給我們。
唯獨生病，吃米飯才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有一天，我和幾個弟弟放學回來，那個烏黑的小沙銚正在灴糯米粥，香氣四溢。我們不約而同地圍坐在茶爐旁，儼然一窩嗷嗷待哺的雛燕。母親正忙於做飯。我拿起湯匙，抖動著說：“試試看，熟了沒。”母親沒反應。我以為她默許，飛快舀出一湯匙半生不熟的米粒，邊嗬氣，邊吸食。母親終於發話：“囝啊囝，你妹生病，已經餓了兩頓，米粥是給她吃的。試吃，幾粒也就夠了吧！”我尷尬地舉著湯匙，依次遞到幾個弟弟嘴邊，讓他們都分享幾粒……
直到1981年高中畢業，我的三頓幾乎都是番薯或它的衍生產品。當寄宿生那幾年，有時一周也會夾帶兩三斤大米—這些可憐的大米，大多是母親硬著頭皮向鄰居借的。我極省儉地度量著，每頓抓一小把，放在飯罐底下，蓋上番薯米，或拌入番薯米當中。加米的番薯飯味道真好。不過，最好吃的，還是飯罐當中—黝黑的番薯米底下的那塊圓形米飯。其狀如白粿，色澤微黃，仿佛茶油煎過，又香又甜，似餅非餅，清爽可口。直到現在，偶爾相聚的同學還會在擺滿山珍海味的酒桌上，集體回憶那塊米飯。
九
多少年，多少代，多少人，夢裏想的，汗裏滴的，碗裏盛的，都與番薯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