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張生在被她的父親冷淡送走後，傷心回到山東，並接受兒子的安排，重新娶妻，那麼這一場跨越兩世的相約，便成為讓人扼腕歎息的遺憾，此後她重新為鬼，他則再也不能夠與她相愛。
還好，他們可以心靈相通。她死去後終於明白，那個換了容顏的少年，便是昔日恩愛的張生，於是便急急地托夢給他，告訴他是自己錯看了他，而今自己“已憂憤死，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
一切都趕得及。這場約定盡管錯過了八月十六，他們卻在她靈魂重新附體後，趕上了一生的相愛。兩人前世不能並肩，今世終於可以像任何一對俗世中的夫妻，可以日日牽手。而且，是從十五六歲最美的少年開始。
這是上天賜予他們曆經了漫長等待後的一場初戀。
後記
在此書馬上要下印廠的時候，補上這篇後記，是因為有些感動，需要記錄並保存在這裏。
寫作此書，純粹是因為熱愛聊齋，割舍不下那段陷在沙發裏，讀它讀到猶如丟掉了魂魄般的憂傷與空茫。那一個個敢愛敢恨、特立獨行的“女狐”們，她們對於付出不計得失的豁達，讓向來急性的我，對人生的態度也變得寬容，懂得一切得失，不隻是情感，還包括聲名與榮耀，都不必過分地計較；緣來不喜，離去不傷，是一種智慧，亦是對於生命最好的珍愛。
所以唯有感恩，方才不會辜負這一程人生。就像蒲鬆齡用一個又一個愛情故事，所要闡釋的，不過是一個“緣”字。而與聊齋相遇，並用屬於年輕一代人的新鮮語言與觀念，重新為之注解，同時因為此書，結識了《聊齋誌異》資深研究專家馬瑞芳教授，也是一種值得我用力珍藏的緣分。
第一次與馬老師通電話，誠惶誠恐，擔心我這樣一個聊齋愛好者所寫的淺陋文字，會被她挑剔或者指責。不想她卻很認真地讓我將書稿發過去，並很快熱情地回複給我，說，寫得不錯，而且由衷地為年輕一代學者肯致力於對聊齋的研究感到高興。同時，她還非常嚴謹地指出書中《阿英》一文中的一處引文錯誤，並將此篇最可靠的5個版本一一列出，讓我仔細查閱對照。
或許是馬老師對人對事的開闊胸襟，或許我們有共同相識的來自我的母校的老師，或許是我們都生長於齊魯這片文化底蘊深厚的土地，又或許她一直都對年輕人這樣嗬護而且關愛，所以與她就版本問題通信的過程中，我能清晰地感覺到她的溫和、寬容、幽默，甚至是可愛。40後的她，能與80後的我，朋友一樣平等地交流，而且毫無隔閡，或許隻能用一個“緣”字來解。
與馬老師交流的那段時間，恰逢世界杯如火如荼，她熬夜看球賽直到淩晨4點多，卻來不及休息，即刻打開電腦，看我的電子書稿，並熱情地給我回信。提及她癡愛的聊齋，常常有掩飾不住的孩子似的“小得意”，說家中聊齋的版本，比大學圖書館的都要全麵，而且還曾經花費4千多元，從北京一家圖書館買來聊齋的己戼版本。又聊起易中天教授，說他常常會突然打電話來，隻為向她這個博聞強識的“資料員”求證，《紅樓夢》裏哪句話出自哪一回。而講到世界杯最後的那場決賽，她還在遺憾中開玩笑，說自己竟然不如那條章魚，可以猜中最終的結果，她如此希望荷蘭隊能勝出奪冠。說完了這些，她還附上一個擠眉弄眼的頑皮笑臉。
是這樣一封頗有家常嘮嗑氣息的來信，讓我忽略掉了她的種種光環，想要親切地喊她一聲“老師”；或者，如果她在身邊，願意親密地挽住她的手臂，與她在校園裏一邊散步，一邊講一些聊齋裏的“家長裏短”。
而來自我的母校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的李鈞老師和徐振貴教授，以及廣西師大出版社非常負責的編輯們，還有那些與我一樣熱愛聊齋的朋友，同樣讓我心生感動。沒有你們，此書將不會以這樣完美的方式，與讀者相遇。
記下。為每一個值得我珍藏並感恩的點滴。
2010年7月13日淩晨於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