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望百年文學
時光走了百年，而那一切似乎未曾過去。苦難使中國人對逝去的20世紀寄托了特殊而近於眷戀的情懷。這一百年的經曆使中國精神富足，盡管它的物質是那麼貧困；漫漫無邊的封建暗夜是此時結束的，隨之開始了旨在社會現代化的爭取；當然，也還有應當而未曾的結束，以及為應當而未曾的實現付出的代價。但如下的事實卻是確定的，即以19世紀的結束和20世紀的開始為標誌，中國社會進入了有別於以往數千年的令人感奮的新階段。
百年文學記載了這個階段的曲折艱辛。這種記載是審美的而非過程的。中國人爭取合理生活秩序的曆程，百年夢想的確立、追求、幻滅及其有限的實現，都在這一階段文學中得到鮮明生動的展示。文學成為紀念。我們將從中撿拾到和辨識出前人在奮鬥抗爭的風雪途中留下的血跡和淚痕。
這是飽含憂患而又不斷尋求的文學。傳統的和古典的道德文章的理想，使文學不僅憂國憂民，而且立誌於匡時濟世，這些先天的因素賦予文學以入世精神。文學於是充當了啟蒙者標示並預期著時代的目標，它近於幻夢般地設計著將來的憧憬，並為實現此種憧憬而以創造的激情馳騁於荊棘途中。但中國曆史的積重，以及多災多難的現實，使這些美好的願望往往受阻或落空。這就是百年中國文學中感傷基調的成因。
這階段的文學負重勝過曆史上的任何時期。特殊時代給予文學的激憤多於閑適，悲苦甚於歡愉，嬉遊和消遣從來沒有成為或從來不被承認為文學的主潮。中國文學家的寫作活動總與道義的期許、使命的承諾攸關。即使有人在文學中表現了頹唐、避隱或遊戲的態度（這往往是極罕見的或例外的），也多半是由於爭取和投入的受挫。近代以來的中國作家和文人極少放棄追尋而自甘沉淪。
自19世紀90年代中後期算起，當日的仁人誌士或公車上書，或血灑街衢，悲歌慷慨之聲不絕於耳，大抵總為社會進步、政治民主、國運隆昌這一夢想的實現。1911年以後，與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同時，爆發了驚世駭俗的文學革命。新文化的倡導，白話新文學的實踐，不論是旨在啟迪民智，還是旨在傳導民情，這種運載手段的改革，其目的也總在於使文學更為切近民眾，更為切近現代社會。
為此，整整一個世紀，文學詛咒滅亡，歌揚新生；批判沉靡的子夜，寄望磅礴的日出。作家和詩人自覺地充當了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助產士，他們湧現在激流中，吟哦在雷電裏，不論是始於呐喊，還是終於彷徨，總留給了世人那份焦灼，那份悲情。
即使始有自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學偏離，以至隨後愈演愈烈的非文學的逼迫與吞噬，我們也不難從那種急功近利的設計和倡導中，尋覓到向著某種社會目標推進的急切動機。在此種情態下，中國文學總為後人留下了既充滿激情又充滿焦躁的沉重感。
這一百年文學不乏大師和巨匠，他們的業績凝聚在傳達中國人的世紀情懷、形象地展現追求百年夢想的精神曆程上。從甲午海戰、戊戌政變、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綿延至今，20世紀的中國上空風煙淒迷而少見晴好，嚴峻時勢的世間萬象，大至家國興廢，小及兒女悲歡，文學均為後世留下了真實的世紀圖景。
但若從中國悠長的曆史俯觀此刻，這文學較之以往顯然有所缺失。秦漢渾重，魏晉風流，唐宋瀟灑，明清舒展，所有優長似均為古人而設，而曆史獨獨把這份悲苦和憂患留給了近代中國。這期間對中國社會而言，是跨出黑暗王國的門檻，而一線光明卻遊移於濃重的層雲之間。
這是光明與黑暗際會的重要年代。中國作家以敏感的心靈觸及了這一時代的真實內容：飄移不定的風，使人難以判定方向；麵對一海死水，使人不能不詛咒那肮髒和醜惡的濃重；中國有一個或幾個認出了曆史書上“吃人”二字的，那隻是有異於眾生的“狂人”；中國的鳳凰需自焚以獲新生……這一切，都是自近代以至現代的作家所把握到的中國式的悲涼。
一百年間發生了許多大事，對中國文學而言，最勇敢也最堅定的跨出，是從文言到白話的革命。這要歸功於“五四”那一代先驅者的偉大的試驗精神。把白話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促進了社會向著現代文明的接近，這是艱難的一步；但以白話替代文言而成為美文，這不僅存在著習慣的適應，而且也有待於實績的證明，其艱難則數倍於前。白話新詩嚐試的成功，鞏固了整個新文學的戰績。新文學於是成為承繼中國數千年文學傳統的有效方式；同時也成為傳達進入現代文明的中國人理性和情感的有力手段。
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學，在文化禁錮和文化專製的廢墟上重新站立，以其自由奔放、異象紛呈的姿態，創造了中國文學的新紀元。它所開創的基業及其體現的精神，無疑導引了中國文學進入21世紀。它彪炳於未來文學的，將是自由的和審美的兩大法則的確立。但須切記：文學聽從於個性和心靈絕不意味著對公眾的冷漠；文學重新返回自身的家園，也絕不意味著對社會、曆史的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