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民眾及其文學所擁有的苦難，將是該世紀對於中國作家的隆重饋贈。它無疑是21世紀文學繁盛富足的精神保證。文學理應麵向現實，但文學也不應失去記憶。那種既不麵向現實而又失去記憶的文學，是文學的失重。而失重的文學終究將被遺忘。作家的遊戲人生和遊戲文字，對於中國曆史現實的困頓，可能是一種近於殘忍的嗜好。當代作家若是從他們前輩那裏獲得激憤悲慨的遺傳，不應受到嘲謔。
始於19世紀末，綿延以至20世紀的文學期待，依然是我們的精神財富。幾代作家立誌於用文學療救民族心靈痼疾，拯救準則喪失的奮鬥理應得到成績。中國文學寄望於中國作家的，是他們把握並形象地展示在這黃土地上、在這特定時空下中國人的苦痛和歡愉、希望和追求，夢想的失落和獲得。惟其如此，我們庶幾可謂無愧於這災難的世紀。
二、秩序的重構
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不論在台灣、香港或是澳門，更不用說在大陸，都把那個地區現代文學的發端溯源於五四新文學運動。這種超越時間和意識形態的認同，體現了那場文學革命的恒久魅力。我們之所以格外重視這樣的認同感，基於中國20世紀以來的艱難時勢造成的事實，即先是由於國勢衰弱導致的國土割裂，後是由於政治地圖的劃分而延續了的那種事實。時間的阻隔造成了民族的悲劇，也造成文化、學術和文學藝術的遺憾。
長久的隔膜使誤解成為常態，而理解和共識則成了奢侈。曾有一份台灣刊物鄭重其事地重新發表《阿Q正傳》，並以實地采訪的方式訪問了各界人士是否知道魯迅其人。受采訪的大多是從事文化工作的人，但不少人回答說“不知道”，也有說“聽說過有這個人”的。至於生活在大陸的人對台灣和香港文化事業的少知或無知，則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長久的敵意和拒絕往來造成了溝通的斷絕，因為互不理解當然也談不上研究對方。都說中國是完整的，但各個學術門類的研究卻都是破碎的和割裂的。進入20世紀50年代之後長達三四十年之久的大陸和台灣、香港的文學研究基本上隻停留在各自描述自身，於是所有的學術研究都不能展現全景。以現代文學的批評研究而言，大都未能把其他各方納入研究視野。於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幾乎所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都隻是“半部”而不是“全部”。
近年來人員和資料的有限溝通促進了彼此的了解。也許文學最能撥動久經對峙渴望溫馨與重聚的心情，它成為了民族統一的先行。當文學以情感的方式在台灣海峽架起橋梁，我們眼前便浮現出一種新的構想：我們完全有可能在政治和解之前，在文化和文學方麵提供“大中國”的概念和學術視野。當然最令我們關注的是涉及我們思考和研究的這一領域，一種全景觀的超越意識形態的中國現代文學曆史及理論批評的整合，已經具備了條件和基礎。
當我們在長久的隔離之後了解對方，頓時發現那造成民族遺憾的一切卻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動人的一幕：曆來都是大一統的中國文化因時空的間隔而在各自的地域中養成了不同的性格。這種一個文化傳統中的互異性提供了互補的可能。如下的現象令我們極受鼓舞：當我們發現由於曆史和政治、經濟的局限而造成自身的缺憾時，我們過去所不知的對方恰好消弭了這個缺憾。我們的構想因受到上述現象的啟悟而誕生：在大中國的視野內對文化和文學研究加以整合的結果，將彌補各自的不足，呈現出來的將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完整和豐富。
以新詩為例，大陸的新詩因受到特定環境的製約，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造成一種單一的規範。“五四”初期形成的多種詩藝並存的局麵，特別是受到現代主義影響的那部分詩歌現象基本斷流。這使新詩在這個廣大地域內形成某種匱缺。但若是換上一種視角，我們的遺憾便會在整體的中國文化觀念中得到補償。當我們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詩歌現象作全景的考察，便發現當大陸現代詩“斷流”的時候，在台灣卻是地表上的激湧。台灣50年代興起的以紀弦為核心的現代詩運動，恰好成了中國詩運並不匱乏的說明。
我們從這種“大中國”的文化整合中得到好處，遠不止於上述那種彌補性的充實。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間隔的存在，以及我們對於間隔的省思，使我們獲得極大的精神營養。90年代大陸某些論者基於維護自身的觀念，以台灣現代派的“回歸傳統”（假定這個論斷是成立的）為例，認為在彼地彼時尚且“行不通”的東西，而另一處的人反而趨之若鶩，是未曾接受教訓之故。事情若從另一種角度審察，便可得出另一種判斷。這正是由於台灣詩界在一個時期內麵向西方和現代主義詩歌，他們從中得到了異質的經驗，從而極大地豐富了自己，並有效地建立了開放的中國詩歌觀念。可以說，要是沒有那個階段的“向外看”，也就不會有今天台灣詩歌的成熟。這恰好為大陸的詩歌的缺陷提供了正麵的而非負麵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