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從這樣的點滴經驗出發進行清理與積累，事實將提供給中國文學曆史研究及理論批評以諸多的精神財富。我們對於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全麵的、整體的脈絡的疏理，從中總結出此時此地、彼時彼地的榮衰、消長、優劣、得失的鑒別，我們便能清理時間、觀念形態，以及心理情趣所造成的偏見，從而達成共識。
民族的分割造成的災難曆史已有證實，但從一定側麵上看，拉開距離之後，一些曆史事實由於時過境遷，也易於排除當時的情感因素，采取更為客觀、冷靜的態度，因而也可能是更為全麵的判斷。例如對“新月派”以及梁實秋的文學主張的看法，對胡適以及陳西瀅等的批判的看法等，隨著歲月的流逝以及人文環境的變化，當年沉重的話題自然會變得更為淡漠超脫。這種改變無疑會給文學的批評建設帶來好處。
中國文化的深厚渾重在大陸得到最集中的體現，大陸豐富的文化積存、雄厚的人力、開闊的視野，以及隨著社會演變而劇烈震蕩的曆史事實提供的啟示，無疑將給另一些地區的研究以助益。革命改變了甚至使之消失了的諸多現象，在另外的環境中，人們將發現可貴的存留。更為重要的是不同環境生長著不同觀念，這種歧異擁有的積極意義遠較消極意義要多。二者的整合將使整整幾代人受益匪淺，它至少會給那種自認為權威的定於一尊的思維定式以質疑。一種寬宏的、開放的、兼容的文化思維將從這種整合中逐步確定。
近百年來的西學東漸給中國帶來生機，也帶來困惑。它無疑啟發了中國知識界的心智，並給中國文化和文學注入了新的、現代的精神。它導引中國文化走出古典主義的桎梏而開始現代化的進程。但幾乎從嚴複和林琴南那一代人開始，我們就沒有處理好東西學衝撞所帶來的矛盾。香港自淪為殖民地之後成為重要的國際城市，世界性的商務、文化交流使它在長時期保持了中西文化共處的事實。在那個地區，與世界諸種文化的交往和關聯，已成為一種常態而不再具有像內地那樣“大驚小怪”的轟動。香港、澳門以及台灣地區文化建設中的對於外來文化的吸收與處理的經驗，將為中國新文化建設展開新局麵。
在文學藝術的很多領域，例如流行音樂、電視、電影在近年來的交流，使交流的各方都得到好處。台灣校園歌曲在大陸的流傳，對大陸音樂走向民眾的通俗化產生了好影響。而近幾十年大陸的文學作品以及大批辭書辭典在台灣、香港的出版，對增加該地區的文化建設的厚重感也大有好處。大陸作家如阿城等在台、港一帶知名度很高，他們已為文學的“大中國建設”做出貢獻。作家、藝術家之間的來往有時可以超越意識形態，他們是藝術使者，他們的功績在於，文化藝術技藝在相互交流中彼此豐富。
先於政治的超越意識形態的文化整合，會給中國整體的文化建設以積極的影響。我們將在這種整合中建立中國文化和文藝的新秩序。那種按政治階段或是以行政觀念加以分割的學術史、藝術史將成為過時之作。人們將在曆史給予的機緣中，調整自己的觀念和心態，以更為超脫的、寬容的，同時也更開放的姿態，改造長期形成的褊狹，並重構我們的學術秩序。
三、從文學中國到中國文學
我們的期待是久遠的。曆史終於為我們提供機會，於是嚴密的壁壘有了鬆動。海峽的這一邊和海峽的那一邊，透過那鬆動的縫隙開始對望。這種對望既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既是神秘的，又是充滿疑懼的。阻隔畢竟過於長久。我們隻要稍微回顧一下被分開的中國人當日怎樣以幼稚的形式進行溝通，便知道新時期以來兩岸文學交往有了多麼長足的進步。
記得當年大陸某權威出版社先後出過若幹台灣文學選本。選家的謹慎幾乎可與人們進入雷區的小心翼翼相比擬。那時入選篇目大抵不出思鄉和陰暗生活的揭露兩類。一本台灣詩選，竟然找不到餘光中、洛夫、紀弦、鄭愁予、羅門、楊牧的名字！造成這一狀態的，除了長期隔離造成的生疏和偏見，還有嚴重的心理負擔造成的驚恐。至於海峽的那一邊，人們對對岸的隔膜完全不比他們的大陸同胞遜色。台灣地區曾把20世紀30年代文學完全摒棄，人們甚至不知道魯迅。1988年12月出版的《聯合文學》第50期，用了將近一半篇幅鄭重推出《阿Q正傳》及其評論，這舉動便很能說明問題。據該期的《街頭訪問阿Q》專欄報道，記者在繁華的台北街頭調查了30人，隻有5人表示曾看過《阿Q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