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3章 世紀末的回望與前瞻(2)(1 / 3)

因上述現象責怪任何人均無意義。它是曆史的阻隔造成的文學畸形。新時期以後十多年來兩岸作家、學者以有限的方式進行交流的結果,民間形態衝決時空和意識的樊籬終於有了收效:理解正在糾正誤差,友愛正在滌蕩偏見,心靈的彼此傾聽消弭著文學的歧見。文學先於其他部門取得了從零開始的共識和整合。

隨兩岸來往最先出現的宗族血親的尋根潮流而來的,是未曾明指但卻是實實在在的文學、文化的尋根潮流。台港作家和詩人隻要是洞悉中國文學曆史淵源和發展情勢的,無不樂於承認該地區文學與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母體的血緣關係。那裏的文學同仁都確認該地區的新文學運動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一支流脈,它的火種同樣是“五四”先驅者所點燃。

也許因為文學總是與心靈的溝通和諒解有關,文學最先展現了一個完整的中國夢。雖然還是夢,但這夢是完整的。文學的交往在這一時期形成的那種超脫的、以信任和友善為基礎的格局,給文學以外的那些領域提供了一種恒久而積極的範式。完整的中國在其他方麵的實現,也許需要時間和耐心,但文學顯然不願無限拖延它的期待。

20世紀90年代帶給我們的如下信息是確定無誤的:文學中國的整合已在悄悄形成。這種彌合曆史裂痕的工作,帶給當今中國的顯然不限於文學自身的意義。文學以外的那些領域,無疑將從中汲取非常積極的並且是建設性的啟示。當被分裂開來的兩個部分,各自曾呈現出彼此的單調與貧乏時,二者因整合或至少互補而構成無可置疑的豐富。這個簡單的一加一的故事,再一次成為文學中國的現實描寫。

隨著20世紀40年代的結束,中國文學以台灣海峽這一水域為界線,展開了色調迥異的曆史畫幅。一邊是叱吒風雲的勝利者的歡愉,一邊則是失去家園的亂世兒女的悲涼;一邊展現奠基創業的宏大氣勢,一邊則浸漫著對於往昔的追懷以及無根的飄零感。內陸的雄渾粗獷,與海洋性的靈動浩渺以及南方溫暖島嶼的明麗纏綿,這種反差極大的風格的各自展現本來就很動人;對它們進行對比、綜合的整體觀照,將帶給文學以益處則是毫無疑問的。

長久的隔離造成觀念和價值上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有時令人焦躁,卻因其本身的豐富和複雜,也帶來思維的豐裕。近期展現的對待傳統文化態度的差異便是一例,兩岸學者的基本態度幾乎是反向的,大陸趨於批判而台灣趨於保護。這種反差促使我們積極了解對方,從文化入手而延伸到社會的多層麵,最終造成的是對於事實認知的深刻化。

文學將從這種巨大反差的識別和綜合中受益。對大陸的文學運動而言,它以往的積弊是由於對創新的畏懼造成的創造力的萎縮,趨同求穩的習性使淺薄的仿效成為風尚。為此,異向的參照和多方的補益不啻是一劑清醒的藥石。既然我們曾經為改造、更新文學而向遙遠的異方求教,我們就沒有理由拒絕自己國土上的不同視點和不同價值觀念的文學整合。

十年的辛苦經營使我們從交流中先於其他領域獲得了一個完整的文學中國的概念。我們越過長期的阻隔不僅了解並理解了對方,而且得到一個整體性的文學曆史的觀照。我們從文學中國的初步整合中發現了彼此的矛盾、差異以及聯係,從而促進了彼此的吸收、揚棄和自我充實。這誠然是一種勝利。但隨著勝利而來的卻是關於文學自身更為長遠、也更為艱巨的使命,這就是莊嚴的下一步:中國文學的整合。

文學中國已經以它的完整形態展現於我們的視野。它將悄悄地、也是不可逆轉地從容消解文化上、心理上、精神上的彼此排斥而促成新的融彙。對於當代的中國作家和學者來說,我們缺少的是一個可以包容全部中國文學豐富性的描寫角度和敘述體係。我們需要把海峽兩岸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多彩文學加以比較綜合的廣闊視野。當文學中國在我們眼前出現的時候,隨之要求把這種成果轉換為完整的中國文學的展示。

具體一些說,我們現今的期待是一種既不是割裂的,也不是一加一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選本體係的實現。這種完整的中國文學的體式不是淺層次的相加和表麵化的堆積,而是消化之後把兩岸文學加以溶解、調適和重新組織的文學視野、文學體係。我們期待著分裂和對立的結束。我們希望中國文學從今往後是一個不再分割的和高度融合的整體,而排斥被肢解的、破碎的和拚湊的展示。這種整體的中國文學研究,是我們未完成的中國文學夢。

四、參與世界的中國文學

(一)

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關係密切的時代,往往是中國社會處於大轉折的時代。這時的中國社會充滿了活力,而此種活力恰恰體現在中國能夠對自身的處境有清醒的估計上。它從麻木中警覺。它感到了傳統文化規範造成的窒息,以及處於這種窒息之中與世隔絕的痛苦。

覺醒的中國魂要求改變這種狀況。先進之士於是視文學為療救社會病痛--這種病痛首先是國民心靈的淪落--的藥石。這時他們便覺察到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和方式與現代世界的不相適應,於是“別求新聲於異邦”,萌生了向世界文學借助力量的願望。我們把這種行動稱之為普羅米修斯的“盜火”。中國借助世界現代火種,燭照中國自遠古迄於今的封建長夜之暗影,並點燃國民向著人類現代文明行進的熱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高度評價了在大轉折關頭的中國與世界文學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