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充當世界棄兒的時間太久了。也許是自棄，也許是被棄，都給中國帶來久遠的巨大的痛苦。20世紀以來，中國有過兩次返回世界的機會。第一次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代表。這一次最偉大的收獲，便是中國以西方現代文學為榜樣創造了劃時代的中國新文學。當時最有影響的一批文學家，無一不受到外國文學的滋養。這個時代所造就的業績，由於中國社會長達半個世紀的特殊環境和中國固有文化的潛在威懾而逐漸減弱它的輝煌。
這誠如梁啟超在20世紀第一年所揭示的中國的弊病：中國“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梁啟超《過渡時代論》）。“五四”新文學運動創立的中國與世界文學的聯姻，在以後發展中遂告逐漸解體。在一個長時期內，中國曾因標榜自己的唯一革命性而對一切外域文化予以排斥，從而造成了自絕於世的文化禁錮主義。這實際上是一種自足文化心態的惡性延伸。中國於是再度與世隔絕。
（二）
中國文學極端自我禁錮的一個結果，是出人意料地造成了它重返世界的契機。至少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專製與文化封閉，造成了實際的文化荒漠，同時也培養了對於荒漠的反抗願望。人們憎恨並批判這種禁錮。由於總的開放方針和思想解放運動的促使，中國文學終於再度向世界探出頭去。
文學的重建工作，在文學受到摧毀的基礎上進行。長久的饑餓使人們饑不擇食。一批舊版的世界古典名著的重印，給人們以初步的滿足。事情開了頭便難以收住，人們於是開始新的尋找。凡是可以找到的，都是對克服精神饑渴有益的。這時期人們閱讀之廣泛和不加選擇可以稱之為一種新的熱病。這種不加選擇是對過去的無可選擇的逆反。
這情況其實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後期即已開始。一方麵是破壞書籍的高潮，一方麵又是地下讀書（主要是西方書）運動的高潮。許多紅衛兵的查抄書刊得到廣泛傳閱早已不是秘密。當時海外出版的《華僑日報》披露了這方麵的一些情況：“一批在60年代中期為中國作家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印行的、以批判為目的內部發行供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閱讀的西方和蘇聯的現代哲學、文學著作，在這批青年手中傳閱著，形成了一個半狂熱的秘密讀書運動。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這樣幾本書：愛倫堡（蘇）的《人·歲月·生活》、塞林格（美）的《麥田裏的守望者》、克魯亞克（美）的《在路上》、薩特（法）的《辯證理性批判》、羅素（英）的《西方哲學史》、懷特（美）的《分析的時代》、德熱拉斯（南斯拉夫）的《新階段》和《譯文》上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詩作。”（貝嶺：《作為運動的中國新詩潮》，載紐約《華僑日報》，1986-12-25。）
外國文學以雷鳴閃電般襲擊、征服著中國廣泛的文學饑餓。在一批沒有機會受到文化滋潤的青年作家中，讀書的駁雜及其導致的影響的駁雜是一個特殊又普遍的現象。顧城自述：“從歐·亨利到傑克·倫敦；到雨果到羅曼·羅蘭、泰戈爾……當我再看《離騷》和《草葉集》時，我震驚了。”（顧城：《朦朧詩問答》，載《文學報》，19830324。）後來，“許多荒涼的現代詩星，突然發出了炫目的光芒--波德萊爾、洛爾迦、阿爾貝蒂、聶魯達、葉賽寧、埃利蒂斯……”（顧城：《剪接的自傳》，見《顧城文選》（卷一），19頁，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5。）舒婷自述：“外麵，我的戴著袖章的紅衛兵戰友正強攻物理樓，而我正在讀雨果的《九三年》……我完全沉浸在文學作品所展開的另一個世界裏，巴爾紮克的，托爾斯泰的，馬克·吐溫的。”後來，（她也有這樣的“後來”）一位老詩人“幾乎是強迫我讀了聶魯達、波德萊爾的詩，同時，又介紹了當代有代表性的譯詩。從我保留下來的信件中，到處都可以找到他寫的或抄的大段大段的詩評和議論”。（舒婷：《生活、書籍與詩》，見《沉淪的聖殿》，298頁，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從這些敘述中可以得到啟示，當前這一中外文化交流階段與五四時期有一些顯著的不同，五四時期的文學先驅，對於外國文學的借鑒，大體具有定向選擇的性質並因此影響了他們的創作道路與藝術風格（隻能是“大體”），如魯迅之於果戈理、郭沫若之於惠特曼、冰心之於泰戈爾、豐子愷之於夏目漱石、徐誌摩之於英國浪漫派、戴望舒之於法國象征主義。而此一時期的作家則大體不具備上述性質。這種不具備主觀心境與客觀條件的不加選擇性，體現了一個大空白之後一種匆忙“充填”的特征。由於原有的正常秩序的破壞，無秩序便具備了合理性。中國幾代作家經曆了政治文化的大動蕩之後，可能采取的唯有此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