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初直至50年代，上述那種忽略農村的情況就有了大的改變。有力的號召，再加上認真的實踐，造出了自有新文學曆史以來文學表現農村和農民的高潮期。在這個高潮中湧現出堪稱農村聖手的趙樹理。他的名字和那些成就卓著的大師的名字並列在一起也毫不遜色。文學史總是一種獨特性的加入。趙樹理創造了文學的鄉土中國的經典性的業績。農民式的機智和幽默，對中國農村穿透性的洞察力，以及惟妙惟肖的藝術表現，趙樹理的作品散發著來自中國大地的香噴噴的“土氣”。這一切，都使他在新文學史中具有了他人無法替代的、獨特的意義。除了趙樹理以外，還有一批為數不少的中國作家在這一方向的引導下，向現代文學的積存提供了一批有異於前的、同樣具有經典意義的作品。小說如《紅旗譜》、《荷花澱》、《創業史》，詩歌如《漳河水》以及民間歌手如王老九的歌謠等，都為中國文學增添了新氣象。
所以說，問題不在寫農村是否正確，問題是在要求所有的人都去寫農村是否正確。要是在戰時，為了發動農民支持戰爭，號召所有的人都投入並實現戰爭的目的，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功利主義的動機。那麼，在取得政權之後，麵對社會的全部複雜性，而要強行推進這一戰略，就顯得是窄隘而短視了。也許更為嚴重的還在於，為推進這一戰略而采取了一係列非常的做法--觀念的褊狹加上方式的粗暴，這樣，悲劇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50年代第一場為貫徹上述方針而開展的批判，是針對一篇表現自農村進入城市、並表現了其中人物的內心矛盾和抗爭的複雜性的小說，這就是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這篇小說的情節許多人都已熟悉，此處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批判是針對作品處理作為農民出身的“工人幹部”的妻子與作為知識分子的丈夫之間在進城之後對於城市的看法的差異引起的。妻子堅持了正確的立場，她看不慣城市，認為要以農村的習慣“改造”城市，而丈夫則對此有不同的見解。小說當然是在如何對待農民的問題上“觸雷”了。而批判的來勢之猛，則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1951年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湧的《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可能是嫌火力不夠猛烈，同年6月25日《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化名“讀者李定中來信”在該報發表題為《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的文章。該文譴責作者對“女工人幹部張同誌”（即小說中的妻子）的態度是“滿足他玩弄和高等華人式的欣賞的趣味”，並警告說，“我們仍舊要在懸崖的邊沿，豎一塊牌子，上麵畫一個骷髏，請玩世者留心，特別是對勞動人民沒有愛和熱心的人要留心”。文章並為作者定性：“假如作者蕭也牧同誌真的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分子，那麼，他還是一個最壞的小資產階級分子。”蕭也牧因文罹禍，最後死於非命，其結局十分悲慘。然而，更可悲的是，這遠不是蕭也牧一人的命運。
“計劃文學”的經驗
中國文學在新時代麵臨著嚴重的局麵。原先成分複雜的作家和藝術家都麵臨著必須告別過去，迎接新生的極為艱巨的改造和被改造的形勢。中國文學正在堅定地按照統一化的計劃，進行著史無前例的調整。這種調整的內容是全麵的，即不僅在大的方向上必須一致，而且在到達這一目標的方式上也是規定好的，例如作家必須深入到“火熱的鬥爭”中去熟悉原先陌生的生活中的人和事，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以及建立生活根據地，等等。對於文學的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大體一致的要求。例如要寫“英雄人物”以及不可寫“中間人物”的要求，作品的情調必須明朗不可低沉的要求，藝術形式的大眾化--民族化的要求等。
當日不間斷開展的政治的和文學的批判運動，雖然各個階段有各不相同的指稱，但大體都針對作家創作有悖於統一化戰略的錯誤的、“不正確”的，甚至“反動”的傾向，旨在糾正這些傾向而開展的鬥爭。這種批判運動開展的結果，造成了大批作家的“流失”或進一步“失語”，以及某一時期、某一階段文學的單一甚至枯竭的後果。中國曾經有過若幹個文學極端一律化的時期，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尤以後者最為突出。“樣板化”就是最極限的例子，而“樣板化”的結果則是文學的空前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