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文學階段
中國新文學發展至今（1999），已有80年的曆史。對這段曆史加以劃分，前30年是一個大階段，後50年又是一個大階段。一般指稱前一階段為現代文學，後一階段為當代文學。這兩個大階段，又可按不同的切割，作更為具體的劃分。但這前後兩個階段的劃分，已約定俗成，並無太多爭議。作為中國新文學的組成部分，始於1949年而無限延長的當代文學的命名，近年來已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這一問題的解決，隻是時間和精力的問題，當然也有學界同人重新約定和認同的問題。本文的論述仍然沿用目前通用的“當代文學”的概念，而且仍然遵從以1949年為這一階段文學的起點的慣例。
1949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以這一年為標誌，中國的政局有了巨大的變化。由於中國當代文學與中國當代政治有著非常親密的關係--在很多時候是政治“運動”文學，文學“配合”政治--所以，這種政局的變化對於文學的影響，幾乎就是決定性的。何況，以往呈整體狀態的文學，也是以這一年份為標誌，開始了以台灣海峽為分界的同一文化母體的同體異向的發展。兩岸三地的文學從此開始了曆時數十年的既彼此分割，又相互補充、相互輝映的曆史性時期。這也是自有新文學曆史以來所僅見的。
這一階段文學對於中國新文學來說，是一個產生了巨大變革的特殊文學階段。一方麵是誕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文學傳統得到延續，另一方麵則是這一文學的若幹品質產生了大的變異，原來的文學流向有了重大的改變。由此生發出有異於前的文學新質，它無疑是對新文學曆史的一次改寫，同時又以它的特質給中國現代文學史以新的經驗。這些文學經驗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文學的內容有了新的拓展，即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大量地湧進文學。當然，與此同時，更多的舊的生活和舊的人物也退出了文學。在這一進一退之間，文學也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意義的話題。
社會功利主義
中國當代文學直接承繼了近代以來文學強國新民的傳統。中國幾代的社會精英，麵對嚴重的內憂外患，四方求索而救國無門。當軍事上連連敗績而實業救國或洋務運動等又未能奏效的時候，文學則成了他們實現強國新民理想的重要選擇。這些新進的知識者認為，強國在於新民，新民必先鑄魂，而詩歌、小說、戲劇和各種文章則是喚醒民眾的可行方式。由此可見當時文學在他們心目中的位置。
從文學改良到文學革命，中國作家想以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的全麵革新的努力，使之有效地接近民眾並為民眾所接受。這正是使文學有益於改造民眾這一思路的延展。由此，我們看到了從新文學革命開始的“為人生”，到後來的“為救亡”、“為國防”、“為政治”，以及每一個時期都有的“為……”的號召、主張和實踐，其中的用意也正在於使文學能夠和社會的發展、民心的建設結合起來。
這些因素，自然地形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文學的功利主義的理念。文學盡管有多種功能，但“文為世用”的觀念，卻是中國人自古而有。這與中國的國情有關，也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而把這種“有用”的文學觀念加以改造、並大麵積地移用於政治的動機、並使政治最後支配了文學，則以中國當代文學為極致。早在抗戰結束之後的國內戰爭時期，即有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思想出現。所謂“工農兵”，工人及士兵都來自農民，其中心則是農民。中國以農立國，當時戰爭的主力是農民，廣大的根據地也在農村，把文學發展的基點放置於農村，則是社會情勢之必然。
從農村進入城市，從根據地轉向全中國，勝利者把贏得勝利的經驗帶到了建設新的生活之中，其中也包括“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經驗，並把這種文學經驗上升為中國文學的方向。1949年7月5日，新中國成立的前夜，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揚作《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其中說：“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並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北京，新華書店，1950。）周揚用不容討論的堅定的語氣來說這番話，這番話絕非隨意而為。1949年以後的全部事實，證明中國文藝正是按照他所表達的路線和方向來進行的。這就是我們所認為的文學社會功利主義在當代的強化。
農民文化的支持
這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不僅是由於新建立的政權的行政力量堅強有力和決心的堅定，而且，還由於在這一經驗的背後，是中國廣大國土上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習慣和趣味，特別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農村文明和農民文化。以往是在局部地區實行的文藝方針，如今要使之推行於全部國土和全部人口。這一巨大工程是與當日執政者雄心勃勃的、要建立一個大一統的計劃社會的理想相聯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