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世紀的交替往往會造出某種曆史性的奇觀。曆史在這個時刻往往也格外鍾情於文學。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文學舉步跨出了古典時代，新世紀賜予文學的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革。中國新文學是那個世紀搖籃中的新生命。一百年過後，我們有理由期待，曆史的公正給我們以與我們的前輩均等的機會--一種新的選擇和可能性。也許進入90年代之後的文學的沉寂和熱情的退潮不是一件壞事，它給原先為創新而疲於奔命的文學以冷靜的思考，這種思考將有益於心理、情緒，以至創作思維和方式的調整。
告別80年代之後，覺醒的文學將拒絕非文學的行政性騷擾--盡管這種意圖還無時不在--但擁有主體意識的文學會進一步為維護自身的權益而拒絕那種意圖。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不論我們以什麼樣的名稱來概括這階段的文學。90年代以後的文學都將擺脫充當某種附庸的地位。文學自身的規律將給文學的發展規定可能性，而不是如同以往那樣由非文學的力量牽著走。我們始終希望，我們對文學階段的劃分和概括僅僅屬於文學自身。
（原載《作家報》，1993年1月2日）
六、百年反思與文學期待
回望20世紀，在一片淒迷的暮色中，在中國人的記憶裏，帶血的斜陽依稀映照著百年的呼號與呻吟。世紀的記憶原是血與淚的記憶。
苦難造就了豐富。要是沒有這麼多的追求與夢想，失敗和屈辱，我們也許會為曆史的貧乏而遺憾。但20世紀對中國來說的確是沉重的，這不僅由於苦難，也由於夢魘並沒有在百年終了時隱退；人口的爆炸、資源的匱乏、生態的失衡，如今仍是中國心靈的一團亂絮。
中國期待著一種認真的回望。也許今日的經濟發展可以為失去自信心的中國提供刺激，但文化的偏離，它因無批判的“弘揚”所造成的舊習的卷土重來，已構成對現代進程的潛在威脅。回望也許無用而畢竟有益。至於可作為存在的思考的證實：我們曾經麵對過曆史的積重。
文學藝術向著商品的滑行現象令人吃驚。故作昂揚的應時之作與自甘淪落的插科打諢比比皆是，膚淺乃至卑俗的逗樂使衣冠楚楚的節目主持人看上去都像是不入流的相聲演員，整個的藝壇充斥著廉價的“繞口令”般的陋習，似乎人們的聰明才智都用在耍嘴皮上了。
人們一麵在義憤填膺地譴責“五四”對於文化的過激行為的同時，一麵卻拱手恭迎當年被陳獨秀、魯迅等斥為“吃人”的那一套道德垃圾。有時，人們甚至因習慣成自然而說溜了嘴，連當年普通老百姓都為之不齒的“國粹”，也成了廣告語彙般的口頭禪。某種輿論倡導使“整理國故”一類的陳詞濫調猶如時裝表演那樣到處走紅。
文化的淪落最明顯的標誌是它們失去批判的銳氣。現實的嚴酷遭遇使當前的中國知識分子變得更為“成熟”了，他們懂得如何在複雜的境遇中保存自身而不致受到傷害。於是，配合著商業文化的興起，一些潔身自好的文化人選擇了機智的避隱。他們一時忘卻人間煙塵而躲進了“傳統”這一安全可靠的隱蔽所。
然而，在艱難的時勢中，我們的頭頂垂掛著蒼老的太陽。它時時提醒我們上麵述及的那種百年中國的記憶。難道作為這片土地的生民竟是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忘卻我們腳下這片深厚的土層，忘卻土層中的埋藏和鬱積？
現實種種呼喚著“脫俗”的崇高的、有時卻有點悲壯的投入。文學藝術誠然有其自身的律則，但它們對於切實人生的不可疏離卻是始終的尊奉。人生和社會諸多的夢想或苦難，總是期待著文學藝術對它們有限的、甚至是無謂的承諾。
世間萬象之中，文學也許是一種既聰明又“蠢笨”的事業。當仕途或經營造出了人生的繁華和喧騰，而文學卻在寂寞的一角心甘情願地品味著苦澀，有時甚至要承受懲罰和災難。這營生始終與悲苦為伍，它的思考和不滿在某些人看來甚至是令人嫌惡的習性，而文學卻毅然身負十字架流血於中途。
人們為追求歡愉盡可遊戲而調笑，但他們不應以文學為工具。當生存成了嚴肅的甚至危險的話題，而恣意遊戲文學並以此為樂、以此為榮便難免尷尬。人間遊戲場隨處都有，習於此道者大可不必羈留這滿布悲愁和苦難的殿堂。（原載《光明日報》，1995年3月28日）
七、開放的社會與開放的文學
盡管我們認定文學的創造總與個性化的思維以及個體性的運作有關，但文學也不能逃避社會精神和社會情緒的投射與反照的使命。文學作為個人的心音，它的虧盈和共鳴往往選擇在更大的社會性空間中進行。與時代的脈動毫無關聯的文學很難被確認真有價值。所謂文學的特性，是指文學與直接、抽象、概念化的說教無緣，文學總是通過個人的經驗、感受、思考和體悟，傳達出它的社會性的意願、追求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