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這種無私無畏，來自他對馬克思主義真理的信仰和對中華民族一定會獨立，社會主義一定會在中國實現的信心，也來自他對人生的透徹看法。
在他看來，一個人的生命不過是宇宙那川流不息的大實在和那宇宙無限的青春的一部分。
他在1920年時寫下的一篇散文中說道：
死與生同是全生命的一部，生死相間（即相交替），才成無死無終的大生命，大生命就是大自然，死同生一樣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現象。
對於自然的現象的“生”，既不感什麼可以恐怖；那麼，對於自然的現象的“死”，也不應該感什麼可以恐怖。我們直可以斷定死是沒有什麼可以恐怖的。
死既與生同是自然的現象，那麼，死如果是可悲哀的，生也是可悲哀的；死如果是有痛苦的，生也是有痛苦的。生死相較，沒有多大的區別。
他認為：人的樂生怕死，是由於有一種“依戀”的“惰性”：由舊居遷到新居，總不免留戀故居，其實新居未必比舊居有什麼不好；“冬天早起，臨行冷水浴，望見冷水總覺得有些戰栗。跳入其中，沐浴頃刻，也還有一種的佳境。出浴後，更覺得嚴寒的空氣與春風一樣和暖。人對著死依戀生，也是一樣的心理。”
對於生死這樣的豁達，對於死甚且有“跳入其中，也還有一種的佳境”的想象，使他勇敢地麵對人生，更勇敢地麵對死亡。
不過，誠如人們所熟知的，他並不讚成無謂的死，而是主張發展生命，美化人生。他隻是提倡為了真理，為了美好人生的創造才去犧牲。那種犧牲才是一種“佳境”：
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這不僅是他的散文、他的詩歌，更是他的觀念、信仰、追求!
麵對審判的他也許想到了生還的可能，他要為自己，尤其為自己的同誌爭取生還的機會，因為生存才能繼續為他追求的革命事業而鬥爭。
他也想到了死，他對死亡沒有一絲一毫的恐懼，因為死亡會使他和同死的同誌們的行為更為壯烈，會使他所從事的革命事業，亦即那革命的、進步的大我生命放射出更加耀眼奪目的光華。
他一生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自信自己的事業言行有益於國家、社會、民族、人民，有益於全世界、全人類。無須掩蓋，無須隱藏，無須曲飾。因此，他在《獄中自述》中回顧自己為挽救民族，振奮國群而求學、留洋、探索真理、獻身革命的一生的同時，毫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和在國民黨中從事的組織活動。
釗自束發受書，即矢誌努力於民族解放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與此同時，他在兩份“供詞”(其中一份長達5000餘字)中，幾乎回答了審訊中提出的所有問題。其中包括“(國民黨)特別市黨部有幾處及其組織內容”、“北方區共設市黨部若幹處”、“(國民)黨中派別及分合情形”、“你所抱之目的及近年經過情形”、“革命步驟”、“(國民黨)與蘇俄如何接洽”、北京國民黨組織的情況、活動經費來源和收支情況、“南北軍政各情如何傳達”及傳達方式、被查抄文件所載會議記錄所涉人員、“北京左聯會是何情形”、與馮玉祥、閻錫山交涉情況、“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內幕如何”、國民黨北京政治委員會組織情況、“CP是何符號”、“大學或民校”字樣含義、第三國際共產黨與“黃色”工團問題等等。
李大釗的供詞是坦率的，同時也是巧妙的，充滿智慧的。他固然如實講出了國民黨市黨部在全國和北方設立的情況，但當時奉、直軍閥控製的地區僅局於北方，即使張作霖知道了國民黨在廣州、上海、漢口設立黨部及其大體組織情況，亦對之無可奈何。對於北方國民黨地方組織“區黨部”、“區分部”情形，李大釗則以“說不清”對之。這就使奉、直軍閥在自己控製的區域內也無法確知國民黨地方組織的活動實情。他固然講到了國民黨一度在北京地區工作的要員的姓名，但同時說到這些人現在均已離京南下，有下落者在革命政府中任職，無下落者便無從追蹤查找。他在回答“革命步驟”的問題時，大談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而回避具體活動。他坦然承認反對現政府，但對於請求俄人“設法助軍火在東北起事”一事和有“聯俄反奉”、集中哥老會等內容的中共北方區通告卻予以否認或回避。他既回答了共青團的情況，卻否認與團組織接頭，否認了解團組織的情況……這些大概就是當時報刊上說“李無確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