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際，是中國一代代思想家永恒的追求。
正是對天命和人道的不懈思考，確立了我們民族的基本價值取向和文化基石。
春秋晚期，正處在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前夜。在殷商統治者那裏，天命被用來解釋現存政權及君主權力存在的合法性與至上性。
自西周末年以來，隨著恨天、罵天思潮的出現，傳統的天命價值觀麵臨著巨大的挑戰。三代以來的神權政治觀念也受到了強烈的反思與批判。
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並對自己的一生這樣總結道：“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細讀《論語》可以發現，孔子的天命觀，經曆了一個由信仰、懷疑直至超越的曆程，表現為從敬鬼神而遠之轉向到在大自然中去體悟天命：“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於是孔子以“不怨天，不尤人。”的態度，周遊列國，誨人不倦……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精神，努力踐行著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人生使命。
這就是《禮記》上所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在孔子看來，人和自然是渾然一體的，人性有其自然基礎。
他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他還諄諄其語：“夫水者，啟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穀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
觀江河，孔子體悟到了：“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誠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孔子在《論語》裏，從主觀方麵開辟了仁、智、聖的生命領域。”
這就打開了從人的內心去領悟天命和天道的思路。
《中庸》開篇就對此總結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孟子在《盡心》一文裏麵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還進一步把天命的定義為：“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所謂“莫之為而為”，就是自在自為的意思，具有康德所說的無目的的目的性，即自然的目的性。所以孟子又說：“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所謂“莫之致而至”，就是不請自來意思。該怎樣理解這種無法擺脫又無法抗拒的宿命呢？孟子認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就是說，我們真正無法擺脫又無法抗拒的是一種內在的規定性，即內在的天性。所以隻有盡性才能知天，才能讚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
這樣，孟子就為自己的人性論，找到了宇宙論的根源。
從創生萬物的大自然和諧中找到了人性善的基礎，從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孔子的天命。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本著厚生愛民的文化傳統，人性問題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核心的問題。
關於人性的理論建設，孟子不僅繼承了孔學精神，而且係統詳盡地討論了這個問題並提出了性善論。這不僅僅為人的價值和尊嚴確立了基礎，也為我們的生命確立了希望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