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隻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麵。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麵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麵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範愛農《範愛農》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初刊於《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後收入一九二八年九月北京未名社出版的《朝花夕拾》。範愛農在東京的客店裏，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辟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 Jo Shiki 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後，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並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隻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後，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務，正合於刺殺巡撫的地位。
大家接著就預測他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淨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吊烈士，罵滿洲；此後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眾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後，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著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麼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範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於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囉。”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並非無理的。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係更密切，心裏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於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隻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幹事，等候做好之後去拍發。
從此我總覺得這範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範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範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後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卻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麵。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鍾，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範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隻這幾年，頭上卻有了白發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曆來，他說他後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後，又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著幾個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趁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於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麼？”
“怎麼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麼？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麼？”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著子細地看。我很不滿，心裏想，這些鳥男人，怎麼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後，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讓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裏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群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範愛農，卻直到這一天才想到。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群裏，還有後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裏，到革命後才見天日而身上永帶著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著頭將他們一並運上東京了。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卻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麼？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著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據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複。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複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裏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閑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發他們。”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問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卻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後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後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裏麵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裏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著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並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卻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時傳令道：再來要，沒有了！
不過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卻使我很為難。原來所謂“詐取”者，並非指學校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後，王金發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於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後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後，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為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我道：
“報館為什麼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麼？”
我就不再說下去了，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麵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為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抖的記載。
然而事情很湊巧，季茀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也很讚成，但頗淒涼，說：
“這裏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辭職，自然照準，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我交出賬目和餘款一角又兩銅元，不是校長了。後任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
報館案是我到南京後兩三個星期了結的，被一群兵們搗毀。子英在鄉下，沒有事；德清適值在城裏，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儀。他大怒了。自然，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後，脫下衣服，照了一張照片，以顯示一寸來寬的儀傷，並且做一篇文章敘述情形，向各處分送，宣傳軍政府的橫暴。我想，這種照片現在是大約未必還有人收藏著了，尺寸太小，儀傷縮小到幾乎等於無，如果不加說明，看見的人一定以為是帶些瘋氣的風流人物的裸體照片，倘遇見孫傳芳大帥，還怕要被禁止的。
我從南京移到北京的時候，愛農的學監也被孔教會會長的校長設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我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沒有機會。他後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裏去寄食，也時時給我信，景況愈困窮，言辭也愈淒苦。終於又非走出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處飄浮。不久，忽然從同鄉那裏得到一個消息，說他已經掉在水裏，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殺。因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間獨坐在會館裏，十分悲涼，又疑心這消息並不確，但無端又覺得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並無證據。一點法子都沒有，隻做了四首詩，後來曾在一種日報上發表，現在是將要忘記完了。隻記得一首裏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沉淪。”中間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雲散盡，餘亦等輕塵。”
後來我回故鄉去，才知道一些較為詳細的事。愛農先是什麼事也沒得做，因為大家討厭他。他很困難，但還喝酒，是朋友請他的。他已經很少和人們來往，常見的隻剩下幾個後來認識的較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們似乎也不願意多聽他的牢騷，以為不如講笑話有趣。
“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他時常這樣說。
一天，幾個新的朋友約他坐船去看戲，回來已過夜半，又是大風雨，他醉著，卻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勸阻他，也不聽，自己說是不會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雖然能浮水，卻從此不起來。
第二天打撈屍體，是在菱蕩裏找到的，直立著。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還是自殺。
他死後一無所有，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幾個人想集一點錢作他女孩將來的學費的基金，因為一經提議，即有族人來爭這筆款的保管權，——其實還沒有這筆款，——大家覺得無聊，便無形消散了。
現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兒景況如何？倘在上學，中學已該畢業了罷。
十一月十八日。《野草》題辭《〈野草〉題辭》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初刊於《語絲》周刊第一三八期，後收入一九二七年七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野草》。《野草》題辭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
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麵上，不生喬木，隻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
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它的生存。當生存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於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麵。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為我自己，為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先就 未曾生存，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
去罷，野草，連著我的題辭！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魯迅記於廣州之白雲樓上。 憶劉半農君《憶劉半農君》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六卷第三期；後收入一九三五年未經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這是小峰出給我的一個題目。
這題目並不出得過分。半農去世，我是應該哀悼的，因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這是十來年前的話了，現在呢，可難說得很。
我已經忘記了怎麼和他初次會麵，以及他怎麼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後，由蔡孑民先生或陳獨秀先生去請來的，到了之後，當然更是《新青年》裏的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譬如罷，答王敬軒的雙信，“她”字和“牠”字的創造，就都是的。這兩件，現在看起來，自然是瑣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時候，所以的確是“大仗”。現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約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單是剪下辮子就會坐牢或殺頭的了。然而這曾經是事實。
但半農的活潑，有時頗近於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夥伴，進行之際，心口並不相應，或者暗暗的給你一儀，他是決不會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為沒有算好的緣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麵有幾枝槍，幾把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所謂親近，不過是多談閑天，一多談，就露出了缺點。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豔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給我們罵掉了。但他好像到處都這麼的亂說，使有些“學者”皺眉。有時候，連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於寫稿，但試去看舊報去，很有幾期是沒有他的。那些人們批評他的為人，是：淺。
不錯，半農確是淺。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
但這些背後的批評，大約是很傷了半農的心的，他的到法國留學，我疑心大半就為此。我昀懶於通信，從此我們就疏遠起來了。他回來時，我才知道他在外國鈔古書，後來也要標點《何典》，我那時還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說了幾句老實話，事後，才知道半農頗不高興了，“駟不及舌”，也沒有法子。另外還有一回關於《語絲》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會上見過一回麵，那時候，我們幾乎已經無話可談了。
近幾年，半農漸漸的據了要津，我也漸漸的更將他忘卻；但從報章上看見他禁稱“蜜斯”之類，卻很起了反感：我以為這些事情是不必半農來做的。從去年來，又看見他不斷的做打油詩，弄爛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長歎。我想，假如見麵，而我還以老朋友自居，不給一個“今天天氣……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許會弄到衝突的罷。
不過，半農的忠厚，是還使我感動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後來有人通知我，半農是要來看我的，有誰恐嚇了他一下，不敢來了。這使我很慚愧，因為我到北平後，實在未曾有過訪問半農的心思。
現在他死去了，我對於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並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卻於中國更為有益。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
八月一日。
我的第一個師父《我的第一個師父》一九三六年四月初刊於《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後收入作者生前開始編集，後經許廣平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末編》。我的第一個師父不記得是那一部舊書上看來的了，大意說是有一位道學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卻名自己的小兒子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這件事來質問他。他回答道：“這正是表示輕賤呀！”那人無話可說而退雲。
其實，這位道學先生是詭辯。名孩子為“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國有許多妖魔鬼怪，專喜歡殺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賤，他們才放手，安心。和尚這一種人，從和尚的立場看來，會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從讀書人的立場一看，他們無家無室，不會做官，卻是下賤之流。讀書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見當然和讀書人相同，所以也就不來攪擾了。這和名孩子為阿貓阿狗，完全是一樣的意思：容易養大。
還有一個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為師，也就是舍給寺院了的意思，然而並不放在寺院裏。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為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拜師是否要贄見禮，或者布施什麼的呢，我完全不知道。隻知道我卻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我也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在酒樓上》這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侄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拚成的，但我的卻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為“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篩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卻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篩，是那時的惟一的記念。仔細一看，原來那篩子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麵一本書，下麵一卷畫，左右縀著極小的尺，剪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恍然大悟，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胡的東西的。因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麵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縀著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卻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為“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須的，他卻有兩綹下垂的小胡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念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焰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念經，因為是住持，隻管著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發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著一塊牌位，用金字寫著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不想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麵的時候，她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師母，穿著玄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的院子裏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吃，——自然，這也是我所以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
不過我的師母在戀愛故事上，卻有些不平常。“戀愛”，這是現在的術語，那時我們這偏僻之區隻叫作“相好”。《詩經》雲：“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起源是算得很古，離文武周公的時候不怎麼久就有了的，然而後來好像並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話。這且不管它罷。總之，聽說龍師父年青時，是一個很漂亮而能幹的和尚，交際很廣，認識各種人。有一天，鄉下做社戲了，他和戲子相識，便上台替他們去敲鑼，精光的頭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風頭十足。鄉下人大抵有些頑固，以為和尚是隻應該念經拜懺的，台下有人罵了起來。師父不甘示弱，也給他們一個回罵。於是戰爭開幕，甘蔗梢頭雨點似的飛上來，有些勇士，還有進攻之勢，“彼眾我寡”，他隻好退走，一麵退，一麵一定追，逼得他又隻好慌張的躲進一家人家去。而這人家，又隻有一位年青的寡婦。以後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總而言之，她後來就是我的師母。
自從《宇宙風》出世以來，一向沒有拜讀的機緣，近幾天才看見了“春季特大號”。其中有一篇銖堂先生的《不以成敗論英雄》，使我覺得很有趣，他以為中國人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群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話，說中國民族富於同化力，所以遼金元清都並不曾征服中國。其實無非是一種惰性，對於新製度不容易接收罷了”。我們怎樣來改悔這“惰性”呢，現在姑且不談，而且正在替我們想法的人們也多得很。我隻要說那位寡婦之所以變了我的師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敗論英雄”。鄉下沒有活的嶽飛或文天祥，所以一個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頭中，從戲台逃下，也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失敗的英雄。她不免發現了祖傳的“惰性”，崇拜起來，對於追兵，也像我們的祖先的對於遼金元清的大軍似的，“不承認成功的英雄”了。在曆史上，這結果是正如銖堂先生所說：“乃是中國的社會不樹威是難得帖服的”，所以活該有“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那時的鄉下人，卻好像並沒有“樹威”，走散了，自然，也許是他們料不到躲在家裏。
因此我有了三個師兄，兩個師弟。大師兄是窮人的孩子，舍在寺裏，或是賣在寺裏的；其餘的四個，都是師父的兒子，大和尚的兒子做小和尚，我那時倒並不覺得怎麼稀奇。大師兄隻有單身；二師兄也有家小，但他對我守著秘密，這一點，就可見他的道行遠不及我的師父，他的父親了。而且年齡都和我相差太遠，我們幾乎沒有交往。
三師兄比我恐怕要大十歲，然而我們後來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擔心。還記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經，想來未必深通什麼大乘教理，在剃得精光的囟門上，放上兩排艾絨，同時燒起來，我看是總不免要叫痛的，這時善男信女，多數參加，實在不大雅觀，也失了我做師弟的體麵。這怎麼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仿佛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樣。然而我的師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說戒律，不談教理，隻在當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師兄去，厲聲吩咐道：“拚命熬住，不許哭，不許叫，要不然，腦袋就炸開，死了！”這一種大喝，實在比什麼《妙法蓮花經》或《大乘起信論》還有力，誰高興死呢，於是儀式很莊嚴的進行，雖然兩眼比平時水汪汪，但到兩排艾絨在頭頂上燒完，的確一聲也不出。我噓一口氣，真所謂“如釋重負”，善男信女們也個個“合十讚歎，歡喜布施，頂禮而散”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從沙彌升為和尚，正和我們在家人行過冠禮，由童子而為成人相同。成人願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為和尚隻記得釋迦牟尼或彌勒菩薩，乃是未曾拜和尚為師，或與和尚為友的世俗的謬見。寺裏也有確在修行，沒有女人，也不吃葷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師兄即是其一，然而他們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總是鬱鬱不樂，他們的一把扇或一本書，你一動他就不高興，令人不敢親近他。所以我所熟識的，都是有女人，或聲明想女人，吃葷，或聲明想吃葷的和尚。
我那時並不詫異三師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樣的女人。人也許以為他想的是尼姑罷，並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當。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這“相思”或“單相思”——即今之所謂“單戀”也——的媒介的是“結”。我們那裏的闊人家，一有喪事，每七日總要做一些法事，有一個七日，是要舉行“解結”的儀式的，因為死人在未死之前，總不免開罪於人，存著冤結，所以死後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這天拜完經懺的傍晚，靈前陳列著幾盤東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盤，是用麻線或白頭繩，穿上十來文錢，兩頭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結式之類的複雜的，頗不容易解開的結子。一群和尚便環坐桌旁，且唱且解，解開之後，錢歸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結也從此完全消失了。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誰都這樣辦，並不為奇，大約也是一種“惰性”。不過解結是並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測，個個解開的，倘有和尚以為打得精致，因而生愛，或者故意打得結實，很難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個落到僧袍的大袖裏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結，到地獄裏去吃苦。這種寶結帶回寺裏，便保存起來，也時時鑒賞，恰如我們的或亦不免偏愛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樣。當鑒賞的時候，當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結子的是誰呢，男人不會，奴婢不會，有這種本領的，不消說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沒有文學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不免睹物思人，所謂“時涉遐想”起來，至於心理狀態，則我雖曾拜和尚為師，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細。隻記得三師兄曾經不得已而分給我幾個，有些實在打得精奇，有些則打好之後，浸過水，還用剪儀柄之類砸實，使和尚無法解散。解結，是替死人設法的，現在卻和和尚為難，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麼意思。這疑問直到二十年後，學了一點醫學，才明白原來是給和尚吃苦，頗有一點虐待異性的病態的。深閨的怨恨，會無線電似的報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學先生可還沒有料到這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