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三師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還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嚴守秘密，道行遠不及他的父親了。這時我也長大起來，不知道從那裏，聽到了和尚應守清規之類的古老話，還用這話來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點不窘，立刻用“金剛怒目”式，向我大喝一聲道：
“和尚沒有老婆，小菩薩那裏來！？”
這真是所謂“獅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啞口無言，我的確早看見寺裏有丈餘的大佛，有數尺或數寸的小菩薩，卻從未想到他們為什麼有大小。經此一喝，我才徹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薩的來源，不再發生疑問。但要找尋三師兄，從此卻艱難了一點，因為這位出家人，這時就有了三個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師父，在約略四十年前已經去世；師兄弟們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們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卻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們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
四月一日。
隨感錄·二十五《隨感錄·二十五》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初刊於《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署名唐俟；後收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熱風》。隨感錄·二十五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麵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眾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麵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隻要生，不管他好不好，隻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隻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隻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為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家夥，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Otto 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隻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為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為父的資格，隻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隻要“人”之父！
隨感錄·三十八《隨感錄·三十八》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初刊於《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署名迅；後收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熱風》。隨感錄·三十八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隻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 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 Nordau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製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隻須用 mob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製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複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隻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雲：“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雲：“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雲：“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雲雲”，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雲：“外國也有叫化子，——（或雲）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雲：“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雲：“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昀晚出，我聽了也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G。Le Bon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製。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麵，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隻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幹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 Bon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隻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隻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麵：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著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麼？隨感錄·四十八《隨感錄·四十八》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初刊於《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署名俟；後收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熱風》。隨感錄·四十八中國人對於異族，曆來隻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古書裏的弱水，竟是騙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雲”似乎無用，於是乎要維新。
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
可惜維新單是皮毛，關門也不過一夢。外國的新事理，卻愈來愈多，愈優勝，“子曰詩雲”也愈擠愈苦，愈看愈無用。於是從那兩樣舊稱呼以外，別想了一樣新號：“西哲”，或曰“西儒”。
他們的稱號雖然新了，我們的意見卻照舊。因為“西哲”的本領雖然要學，“子曰詩雲”也更要昌明。換幾句話，便是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一言以蔽之：前幾年謂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幾年謂之“因時製宜，折衷至當”。
其實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搾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著，又要駝了前輩先生活著；活著的時候，又須恭聽前輩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雲”呢？
社會上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隻能在賽會這一日抬一回神輿。不知那些學“聲光化電”的“新進英賢”，能否駝著山野隱逸，海濱遺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卜生蓋以為不能，以為不可。所以借了 Brand的嘴說：“All or nothing！”’
忽然想到·四《忽然想到·四》初刊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京報副刊》，後收入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的《華蓋集》。忽然想到·四先前，聽到二十四史不過是“相斫書”，是“獨夫的家譜”一類的話，便以為誠然。後來自己看起來，明白了：何嚐如此。
曆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隻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麵的月光，隻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凶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凶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滿洲兵進來了。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
伶俐人實在伶俐，所以，決不攻難古人，搖動古例的。古人做過的事，無論什麼，今人也都會做出來。而辯護古人，也就是辯護自己。況且我們是神州華胄，敢不“繩其祖武”麼？
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即其情形為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複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
但這一點慰藉，也會勾消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因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
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著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複著先前的運命。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把戲而已麼？
二月十六日。看鏡有感《看鏡有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初刊於《語絲》周刊第十六期，後收入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的《墳》。看鏡有感因為翻衣箱，翻出幾麵古銅鏡子來，大概是民國初年初到北京時候買在那裏的，“情隨事遷”，全然忘卻，宛如見了隔世的東西了。
一麵圓徑不過二寸，很厚重，背麵滿刻蒲陶，還有跳躍的鼯鼠，沿邊是一圈小飛禽。古董店家都稱為“海馬葡萄鏡”。但我的一麵並無海馬，其實和名稱不相當。記得曾見過別一麵，是有海馬的，但貴極，沒有買。這些都是漢代的鏡子；後來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紋可造粗拙得多了。漢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馬蒲萄，大概當時是視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裝飾。古時，於外來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紅花，海棠之類。海即現在之所謂洋，海馬譯成今文，當然就是洋馬。鏡鼻是一個蝦蟆，則因為鏡如滿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漢事不相幹了。
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現今在墳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繪畫，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隻洋鳥，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個草書一個俗字麼？許多雅人，連記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國紀元。不知道是沒有如此大膽的藝術家；還是雖有而民眾都加迫害，他於是乎隻得萎縮，死掉了？
宋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氣味就熏人。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
無論從那裏來的，隻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於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雲雲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
不知道南宋比現今如何，但對外敵，卻明明已經稱臣，惟獨在國內特多繁文縟節以及嘮叨的碎話。正如倒黴人物，偏多忌諱一般，豁達閎大之風消歇淨盡了。直到後來，都沒有什麼大變化。我曾在古物陳列所所陳列的古畫上看見一顆印文，是幾個羅馬字母。但那是所謂“我聖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漢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漢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現在，便是藝術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麼？
清順治中，時憲書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個字，痛哭流涕來劾洋人湯若望的偏是漢人楊光先。直到康熙初，爭勝了，就教他做欽天監正去，則又叩閽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辭。不準辭，則又痛哭流涕地來做《不得已》，說道“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終於連閏月都算錯了，他大約以為好曆法專屬於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學不得，也學不好的。但他竟論了大辟，可是沒有殺，放歸，死於途中了。湯若望入中國還在明崇禎初，其法終未見用；後來阮元論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統寖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餘年辯論翻譯之勞，若以備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疇人傳》四十五）現在流傳的古鏡們，出自塚中者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麵日用鏡，薄而且大，規撫漢製，也許是唐代的東西。那證據是：一，鏡鼻已多磨損；二，鏡麵的沙眼都用別的銅來補好了。當時在妝閣中，曾照唐人的額黃和眉綠，現在卻監禁在我的衣箱裏，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罷。
但銅鏡的供用，大約道光鹹豐時候還與玻璃鏡並行；至於窮鄉僻壤，也許至今還用著。我們那裏，則除了婚喪儀式之外，全被玻璃鏡驅逐了。然而也還有餘烈可尋，倘街頭遇見一位老翁，肩了長凳似的東西，上麵縛著一塊豬肝色石和一塊青色石，試佇聽他的叫喊，就是“磨鏡，磨剪儀！”
宋鏡我沒有見過好的，什九並無藻飾，隻有店號或“正其衣冠”等類的迂銘詞，真是“世風日下”。但是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麼做即違了祖宗，那麼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麼會做出好東西來。所以事實上“今不如古”者，正因為有許多嘮叨著“今不如古”的諸位先生們之故。現在情形還如此。倘再不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則楊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瀝陳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時候，大概是不勞久待的罷。
但我向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排斥玻璃鏡子的人。單知道鹹豐年間，汪曰楨先生卻在他的大著《湖雅》裏攻擊過的。他加以比較研究之後，終於決定還是銅鏡好。昀不可解的是：他說，照起麵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莫非那時的玻璃鏡當真壞到如此，還是因為他老先生又帶上了國粹眼鏡之故呢？我沒有見過古玻璃鏡。這一點終於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燈下漫筆《燈下漫筆》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二十二日初刊於《莽原》周刊第二期、第五期，後收入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的《墳》。燈下漫筆一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於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鬆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隻要買一枝筆，一盒煙卷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裏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隻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歎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麼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隻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曆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 的中華，曆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曆史教科書”一流東西裏，卻不大看得明白了，隻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麵，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麵。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隻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雲爾。”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複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複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於“古已有之”的時代麼？都像複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
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麵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